把骑楼占满、把公园“用掉”的人，只是在历史习惯制约下还没有醒悟到：在一个“满”得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空”才是美德；当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信仰已经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寸余地的时候，“无用”才是获取。
店主会相信我吗？
3
我有一个竹编的篮子，菜篮。
两万人口的乡换了乡长，绿党和社民党当了家。改朝换代嘛，自然要影响小老百姓的生活。百年大计从垃圾政策开始。
不管从前怎么做，七月一日开始你给我这么来：一般垃圾，你可以决定家中需要多大的垃圾桶，要每周来收还是隔周收；纸张类当然另有纸桶，大小自定，每月收一次；塑胶类当然有塑胶桶，每月收一次；花园的枝枝叶叶，绿色垃圾，要向乡公所购买麻袋麻绳，chūn夏秋各收数次，非用自然麻袋者不收；玻璃品……铁罐类……化学材料……电池类……谁家垃圾多，谁家多付钱。
我赶快找大件垃圾的处理方式；地下室里还搁着坏掉的电视机一台、坏掉的洗衣机一台、破沙发两只、破雨伞四把、没盖的吸尘器一只、断了腿的衣柜一只、向一边倾斜的冰箱一台、有裂痕的幼儿塑胶坐椅马桶一只……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挂着一张垃圾年历，哪一天收哪一类垃圾，错过了就该你吃不了兜着走。第一个让我头痛的，是纸张。
从前，在街角有个专收纸屑的大箱，街坊邻居的纸张都往那大箱里送。我的纸类垃圾可能比别人多个五倍，可是，反正在一个大箱里打混战，谁也不知道谁的垃圾多，我们都付一样的钱。现在，大箱给拿走了，各人有各人的纸捅——我怎么办？
先订个一百廿公升容量的桶子试试看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糟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过了期的不重要的杂志……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了，看看日历，天哪，距离收的日期还有两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两个月之后，我要求换两百四十公升的大桶，就每个月多付几块钱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槽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纸纸纸……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去了，距离收的日期，天哪，还有一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我开始终日惶惶，坐立不安。再大一号的纸捅，就是公司行号工厂用的大桶了，我的车库摆不下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买了一束盛放的百合花，当花店主人抽出一张大纸要包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可克制地大声叫着：“不要不要不要纸……”
真正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塑胶类垃圾。从前，厨房水槽下只有一个垃圾桶，现在多了一个，只装塑胶，然后漫不经心的家庭主妇讶异地发现，装塑胶垃圾的那只桶子永远是满的。她睁大眼睛追寻它的来路：rǔ酪装在塑胶杯里，香蕉套在塑胶袋里，蜂蜜盛在塑胶瓶里，洗碗jīng、洗发jīng、牙膏、牙刷、锅碗瓢盆裁缝机、油米茶盐酱醋小儿尿布，没有一样不包裹在某种形式的塑料中。将塑料从一般垃圾中抽离之后，一般垃圾缩成一点点，塑胶垃圾却无止境地扩张、膨胀，像科学怪人培植的一种无限蔓延的黏液，逐渐在地面上爬行。
你能体会我心中的恐惧吗？在超级市场中推车行过货品林立的走道，我眼睛所注视的，不只是每天要泡的咖啡粉，还有包在咖啡粉外头必须处理掉的硬纸盒；站在架子上的不只是甜腻好吃的巧克力牛奶，还有那装牛奶的圆滚滚很占面积的塑胶瓶子。立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央，我眼中千千百百件好吃好用好看的食品用品装饰品同时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绝对没见过气色那么败坏的家庭主妇，孤独而失落地站在洗衣粉和马桶刷子之间。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在一个阳光很亮的早晨，我在自家邮箱上黏上一张小纸条：“请勿投入广告！”在这个一板一眼、不大会转弯的国家里，听说这样一张纸条就够了。
然后我上市场，手里挽着一个大肚竹篮。先在药房停一下，买一瓶咳嗽糖浆。
“要袋子装吗？”药剂师问。“当然不要。”然后踏进眼镜行，买两罐药水。小罐装的， 表示待丢掉的塑胶罐太多， 那么就买大罐的。“要袋子装吗？”老板问。
“不要。”市场里，挤满了东挑西拣的女人。牛奶，有玻璃瓶装，有塑胶罐装，有纸盒装，我把玻璃装的放进篮中；玻璃瓶可退，不必造成我的负担。慢慢儿走。包装华丽庞大的不要，包装层次繁复的不买。红萝卜、大白菜、青葱、红椒、huáng瓜、芹菜，全可以光溜溜、赤luǒluǒ地躺进竹篮……离开超市前，没忘记把所有的包装纸盒和塑胶外壳当场剥下，丢进商店为客人准备的几口大桶中。
往回家的路上走。左手握着一把芹菜，右手挽着一个沉沉的大竹篮，三岁的飞飞一旁跟着，一只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角……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路面——妈妈、孩子、竹编的菜篮和芹菜，这，这岂不回到了三十五年前台湾的乡下生活吗？
4
一扇窗。艳红的天竺葵从窗台瀑泻下来，不可收拾地一大片缤纷色彩。
楚戈端着相机，对准着这扇窗，左一张，右一张，边照边若有所思地说：
“住里边的人其实自己看不到，它是美给过路的人看的。”
席幕蓉在另一个夏天来到。看见另一扇窗，眼睛一亮，操起相机就照。什么话都没说。
我总是几分得意地带朋友来这个乡走走看，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小乡。可是，我其实并不那么得意的，因为——虽然住在这里——这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家乡。古街、老宅、窗、花，都是他们的。
我的家乡呢？
那扇美丽的窗子的主人，你说，是个艺术家，品味超出寻常。
可是我知道不是。主人是个木匠。这古街老巷里住的大多是工匠师傅之流，所谓普通人。
那咱们家乡人在贫困艰苦中长大，还没有闲情去专注于环境住宅之美。你不服气地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宏观一点，两百年是怎么过来的？
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
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打个满足的饱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