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 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 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
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jīng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jīng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 geht，Johnny Walker 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jīng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jīng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jīng神、讲竞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jīng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qiáng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chuī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jīng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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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jī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
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yīn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
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jīng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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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 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bào，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pào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qiáng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