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 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cháo？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qiáng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jiāo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
“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gān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qiángjian、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qiáng，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外国人抢了。克里斯qiáng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cháo，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cháo，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jīng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致更qiáng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qiáng，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bào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qiáng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qiáng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的包袱了！？
国破山河在
——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1
4年了！ 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 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cháo，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qiángbào。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