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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应急进入尖峰时刻（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第三首是写震情会商会的。大震后每天的震情会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时北京市分管防震救灾的一些领导同志，有的亲临地震队参加会商，有的坐镇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听取每日震情会商意见。那时正值盛夏，各方面工作又已全从办公室搬到临时搭建的帐篷中，所以每当夜幕来临，电工班就拉起电灯，准备好露天会商会场。面对群发突起的各类微观、宏观异常和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严峻震情，会商会上总是争得难解难分，差不多每天要开至下半夜，有时甚至开到拂晓，连整夜叮咬我们的蚊子都累极而睡了，我们还在汇总意见、上报震情。
第四首是写向上级领导汇报震情的。由于北京地震队是国家地震局和北京市双重领导单位，所以一方面要与国家地震局领导和科技人员一起向国务院防震救灾指挥部汇报，同时还要向北京市防震救灾指挥部汇报。在震情最紧张的时期，有时几乎天天都要带着最新的观测资料、最新的震情分析意见向领导同志汇报。在汇报中看到，防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真是万分地沉重，调兵遣将部署抗震抢险；动员全国力量统筹安排数十万伤病员救治；调动各部门尽快恢复或部分恢复灾区的生产；动员和部署逐步恢复灾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等等。因此，我们的震情汇报，常常放在深夜。汇报到夜半时分，往往会安排一点夜宵，一般是稀饭和小馒头，有时碰上油条和小烧饼，则是美味佳肴了。
第五首是总结性的。1976年除唐山大震外，还发生5月29日云南龙陵2次7.4级地震，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2次7.2级地震，加之宁夏、内蒙等地的6级以上地震，正可谓举国大震。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一度有一半人口在防震避震。在全民奋起抗震的形势下，作为地震科技工作者，想得更多的是科学技术攻关。只有揭示地震孕育、发展、发生的科学规律，从科学上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并在地震预报基础上做好防震抗震，人类才能减轻震魔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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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我在大兴（1）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徐德诗真是巧，这么大的地震，让我这个刚接触工作的人碰上了，而且还该我值班……
“地震啦……地震啦！ 快起来……快起来！”刚放暑假、带着五岁的儿子来县里探望我的妻子急促、惊慌地喊叫，把我从熟睡中惊醒。
我赶快伸手到枕边摸眼镜，没有！
此刻，用长凳、chuáng板临时搭起的chuáng在晃动，撞在紧挨着的墙上“哐、哐”作响。“是地震！”
我伸手去划拉从门边悬拉过来的灯拉绳。“啪嗒”，随着声响，悬挂在房顶的四十度灯泡大幅摇晃着亮了。我没戴眼镜的眼睛恍恍惚惚看到，灯光下，屋内所有东西都在动，纸糊的顶棚沙沙地抖动着，屋顶和山墙上的老土块和尘土从山墙和顶棚间隙落到chuáng上、桌上、地上、蚊帐顶上。
晃动的chuáng上的蚊帐中，妻子抱着惊醒的儿子在往chuáng边移动。我终于摸到了我的眼镜，它已从枕边滑到了chuáng边。
我一声“快出去！”妻子挟着孩子下chuáng趿拉着鞋，我紧随其后，蹿出了屋门，踏入院子。
院子大地还在低声吼叫、微微颤抖，闷热的空气中夹着刚刚蓬起的土腥味儿。我们回头看，刚离开的屋子里还在沙沙响、房山墙上的院灯晃得房影、树影乱动。
当年，我工作的北京大兴县地震办公室，位于大兴县县政府大院内，是通道东边第二排靠通道的三间房。
两个多月前，我从甘肃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调回北京，来到这里，从人工地震勘探改做天然地震的监测和管理。虽然尚未入门，但我已经参加了值班。三天值班一次、通过电话收集全县八九个测报点的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地下水位的日均值，向市地震办公室报数并索回当日磁情指数（K值）。
真是巧，这么大的一次地震，让我这个刚接触地震工作的人碰上了，并且还正该我值班。
当我们蹿到院里，院内有人住宿的房内也纷纷亮起灯，一个个光着膀子的人陆续跳入院内，相互询问是否地震了。
我还记得，头天晚上，天气格外闷热，人人身上汗流浃背。政府办公室前，就是大通道上还放了一场露天电影。两院的gān部和家属散坐在各排房房角、通道中央，边看电影边纳凉。电影结束，很多人不回家了。那时候，别说空调，就是电风扇也很少见。县委、县政府两院的房子虽也是平房，但相对一般宿舍要高大，院内又有树木，比一般家里多少凉快些。人们摇着扇子在院内纳凉、闲聊，到午夜才陆续回屋休息。有的人刚入睡就震了。
我正要与院内慌乱的人们jiāo流、与住地震办公室跑的人们打招呼，室内电话铃声骤响。我一下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一个箭步冲入值班室。抓起电话，是旧宫中学地震测报点的刘老师。他报告：“旧宫这块震感qiáng烈。”我说：“县城也很qiáng烈。”他问：“地震多大？在那儿？”我回答：“还不知道。 感觉不会小，又上下颠、又前后左右摆，远不了。”我大声说着，也为让围到地震办公室跟前的人听见。
这时候，顶棚和墙的间隙中还在掉小土块和尘土。有人喊我：“快出来吧。里边危险。”
又有人叫：“大徐，你那儿老占线。政府办公室给你打不进来。”我赶紧中断和小刘老师的通话，给县政府办公室拨通了电话。县政府办公室要我快给领导报告地震情况。我答应着挂掉这个电话，又拨了市地震办公室的电话。市地震办公室有三部电话，也许是我这个电话打得早，市地震办公室工作人员蔡火片同志接了我的电话，回答我，市里震感也很qiáng。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在哪儿发生了多大的地震。此时，可以听到耳机里市地震办公室其他电话的铃声响个不断。我又分别要通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室、白家疃地震台的电话，知道了北京临近的许多地震台的测震记录都出格了，一时定不了震中和震级。我赶紧将情况向县政府办公室报告上情。
此后，我接听电话一刻未断，有测报点的、有各公社的、有领导的、有老百姓的……都是问是不是地震？大不大？在哪儿？还有没有？
此间，值班室前后窗口的人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家在县城的郑文卿主任和同事刘永凤都赶来了，打开了东边沼气办公室的门，用屋里的电话了解全县各地的情况。
将近早上6点钟，即地震后两个多小时，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马局长来电话，要我立即到政府大院门口乘车，随他去位于大兴县东南的采育镇。刚才从基层报告中了解到采育镇发生灾情。县领导反应真快。我赶快报告郑主任，回我屋里穿上长裤、汗衫，之前的两个多小时我一直是穿了条运动裤衩在接打电话。此时，妻子才告诉我，五岁的儿子震后又晕又吐。我哪分得开身，只好让她一人带儿子去县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