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很明确，就是想尝试一种用现代意念来把握历史生活；虽然写的是清末，吴趼人和李伯元决不会这么写，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反复，又面临新的变革，才会这样思考生活，才会进入这样的认识层次，才会设法这样写小说和写这样的小说。因此，我同意另一位评论家的话，这是一部现代小说。
还有一点我也很明确，为了使我这多种样式合成一起的小说，能成为独特的艺术整体，别是四不像，除去靠“天津味”特有的魅力贯通全篇，主要以“对现实的观照”这一观念牢牢把握小说整体。有意让读者不自觉或自觉地对今天的时代、社会乃至身边的人和事产生联想。我发觉，适应我们时代的观念的变化，对创作是一种解放。原先并不以为可能写成小说的素材，这时会自动地集合和组合起来，成为极妙的构思。当然我不想再写同《神鞭》一样形式的小说。我认为，作家的形式都是为自己独特的内容创造的。不论这形式多好，只适合特定的内容。严格地说，一种形式创造出来就是一种局限。在小说的世界中没有一种东西是万应灵丹。
小说观念的变革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试图寻奇作怪，标榜自己，更不是突发非分的狂想。它是时代变革在文学上的直接结果。
近年来，社会结构方式、情感jiāo流方式、信息传递方式等等都发生极大变化，可以说，人们换了一种活法。各种观念（思想的、生活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都会微妙地松动起来。人们自然而然要对这些早有定见的观念重新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思考。比如，人为什么活着？这在50 年代，似乎不暇思索就可以回答。如今它又成了新一代人热切探索的问题。哪怕新的答案与旧的答案根本一致。这种再认识也是必要和积极的。为什么历史上改朝换代，常常要对度量衡重新确认？这与其说是对规范的一次确认，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次正视。人类就是面对着不断更新的现实，不断地对根本性问题再思索、再调整、再确定，使自己的认识获得进展，进入新的层次高度和层次深度。
文学也一样。比如：什么是小说？小说gān什么用？应该什么样？如果请乔叟、托尔斯泰和马尔克斯分别来解释；请罗贯中、鲁迅、王蒙分别解释，差距之大可以想见。这差距首先是时代的而不是个人的。无怪乎当代作家（无论西方，还是我们）热衷于对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展开讨论了。引起讨论的恰恰是变化了的时代生活。而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是观念的自觉。不是说“文学和时代同步”吗？决不仅仅是生活出现什么，文学就出现什么。文学不应是生活被动的反映，而是主动的、多方面的、深入其内核的思索和开掘。时代是立体的，文学也是立体的。它应是立体的同步，更重要的是与人同步，即与人的思想、观念、认识、意识和知识的进展同步，与人的生活方式、感情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变化同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当代性，首先是观念的当代性。
在新旧观念上，往往看上去难以分辨，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分。
比如复古与怀旧——怀旧是古代诗人常常表达的一种情绪，是对往事的追忆与依恋；复古是现代人充分享受了现代文化之后，产生了向历史寻求jīng神满足的心理要求。它纯粹是一种现代意识；许多现代作家（比如爱丽丝·默道克）都是先有理念才写小说的，但与“主题先行”是截然两种不同观念；原先靠采访新人新事写作，与张辛欣口述实录的《北京人》比较，从生活观念到创作中如何认识生活的观念都完全是两码事。
拿我的《神鞭》来说，对待艺术真实的观念就与以前的作品全然不同。
虽然我着力“再现”晚清天津社会风俗的面貌。但这里的真实，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和我写《啊！》决不一样。
在《啊！》中，我要让读者进入“文革”期间搞运动时特有的氛围。
心理的真实，气氛的真实，感觉的真实，都是我致力达到的目的。
在《神鞭》中，我花很大力气去写当时的风土人情、规矩讲究、吃喝穿戴、摆饰物价、方言土语，为了让读者在仿佛如实的历史环境里，就不去疑惑本来不可信的傻二的神鞭，不知不觉地接受蕴含于这荒诞故事中的寓意。
我原先对艺术真实的观念，就完全不适合这部小说。
近两三年来，我们讨论过许多问题。诸如，小说的形式技巧结构意识，总体构思等等，都是想推动已然看到的这股文学新cháo。那时囿于我们有限的认识能力，只把这一切归为艺术创新，没有看透问题的实质——新一代作家在小说观念上发生变化。我们差不多把劲儿都用在枝节或表象上去了。而且，创新如果不是观念变革的要求，就会走向盲目，难免出现机械模仿和故弄玄虚，有如美术中容易出现的没有变形必要和变形意识的“硬变形”。可是当我们认识到这是小说观念问题时，再提出对小说中典型、主题、形式、人物、生活、时空以及继承和借鉴等等问题的新理解，它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合理性，就十分清楚了。而小说观念的变革还直接牵扯小说美学的更新，那么我们势必还要在这更深、更重要的层次上展开讨论。
小说观念是非静态的，它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今天我们突破的，明天又被别人突破。但最好的状态是自己不断地突破自己，才不会被前进的时代与文学抛掉。今天，一大批有分量、受到公认的作品，已然把它们共同的本质和总的趋势明朗化了。
我们坚信，会有一批又一批富于使命感、历史感和艺术敏感的作家，以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真正的勇气，把这顺应时代变革的文学运动生气勃勃地开拓并向前推进。
我们的文学多么宽广、多么可爱、多么有gān头！
4.文学要重视人生
我们这辈作家（即所谓“在粉碎‘四人帮’后冒出来的”一批），大都是以写“社会问题”起家的。那时，并非我们硬要写“社会问题”，而是十年动乱里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迫使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有激情的作家不能不写；不是哪儿来的什么风把我们chuī起来的，而是社会迅猛的cháo流、历史的伟大转折、新时代紧急的号角，把我们卷进来，推出来，呼唤着挺身而起。我们写，一边潜潜泪下，义愤昂昂，热血在全身奔流，勇气填满胸膛。
由于我们敢于扭断“四人帮”法西斯jīng神统治的锁链，敢于喊出人民心底真实的声音，敢于正视现实；而与多年来某些被视为“正统”、实则荒谬的观念相悖。
哪怕我们写得还肤浅、粗糙，存在各种各样明显的缺陷，每一篇作品刊出，即收到雪片一般飞来的、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作者与读者互相用文字打动和感动着，一篇小说稿在编辑部传阅时沾上一次次泪痕，是多年文坛不曾有过的现象。正如热气回dàng的天地渴望闪电雷鸣一样，当时还不曾从“四人帮”的jīng神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文学，也亟需一批无所畏惧的初生牛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