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找到这种叙述状态和文字方式，就好比卫星进入轨道，在无边无际银灰色的太空里无阻力地悠悠滑行。无数奇景幻象，迎面飞来；那些亮煌煌的星球，是一个个奇特而发光的句子。写作进入心态才是最自由的状态；你一旦叫你自己吃惊，那才是达到了最令人迷醉的写作境界。一时，飘飘如仙，随心所欲，前不知由何而起，后不知为何而止。好比旅游，一切快乐都在这笔管随同心灵的行程之中。
这一切，不都与绘画一样——充满了偶然又享受了偶然？谁说写作只是一种jīng神的自我惩罚或灵魂服役般的劳作？
由此而论，散文随笔的写作，胜似小说。不必为虚构的人物故事去铺陈与jiāo代，也不必费力地把虚构的变为比真实的更可信。只要心有意态，笔有情氛，信马由缓，收桨放舟，乱花飞絮，野溪奔流，一任天然。这种写作，无须谋篇布局，也无须思考周详，一旦开笔，听任心灵的解脱与呈现；大脑愈有空白，笔下愈有意外而惊人的灵性出现。小说写作应胸有成竹，散文随笔当胸无成竹。竹生何处，生于心灵。
情如chūn雨，淋淋一浇，青枝碧叶盈盈全冒出来。故此，古往今来名家大师的手下，一边是鸿篇巨制，一边是jīng短散文；这种散文，bī真亲切，更如其人。
故我对友人说：写作有如此多的快乐，我为何弃文从画？文，我所欲也，画，亦我所欲也，二者何不兼得，两全其美也。
13.抚摸历史的苦痛——我写《非常时代》的设想（1 ）
我要写的时代，大致是1966 年至1976 年。由于其中某些故事的前因后果所必需，不免还要前后延伸若gān年月。
这10 年，是以狂乱地破坏和自我摧残而震惊世界的10 年；是最不堪回首的10 年，也是回顾起来最有认识价值的10 年。历史将用醒目的黑体字记下它来。
因为，单说它留下的教训，就是一宗浩大的、至今整理不清却有益于今后几十年、几百年的遗产。
对于这一时代，对于这场罕世的大bào乱，“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然不相称的名目。它既不包含革命的性质，更与文化的变革无关。这仅仅是在“文化革命”遮掩下的一场龌龊的政治篡权。它的副作用之一，是把中国当代文化扫dàng得一片空白。
对这10 年，人们依照各自的感受来称呼它；将来的史学家或许会赋予它更为确切的名称。我自己则称它为“非常时代”。
瞌目去想，那时的一切都是非常的——非常疯狂、非常残忍、非常微妙、非常严酷、非常无知、非常混乱……它又非常奇特。所谓奇特，即是在和平时期所能达到的空前残酷；在控制之下所能达到的空前混乱；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被降低到难以想象的愚昧无知。古怪的拜神仪式由被砸毁的庙宇和教堂，搬到了工作室、车间、厂房、列车的车厢乃至家庭内。平日以唯物主义自诩者都成了拜神狂。人们把不满、怀疑、忧愤包裹得密不透风，封闭在心底，表情却装扮得bī真到动人的程度……我时时在想，将来人将怎样理解我们？
在历史的长河里，这10 年恐怕只是流光似的一瞬。在愈来愈增厚的史书上，它最多不过占有几页篇幅，谁还会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心灵上经受过的奇特的苦痛，我们的遭遇、处境与苦斗，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和种种深切的感受。时间的尘埃将把一切繁琐细微的事物都掩埋起来。然而历史果真把它忘掉的话，那将是遗害无穷的，它很可能还会在将来重演。
作家与历史学家有严格的职别。史学家们总是站在将来看现在，站在现在看过去。他们用冷静和理性的头脑，从日隔久远的纷乱的事件中，去寻找和概括当时社会的本质，以及某一大事件最明确的始未根由；作家则不然。
他和任何普通人一样，是当时滚滚如cháo的万千民众的一份子；他和人们共同呼吸当时的气息，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及其变迁，耳闻目睹身边的一切人与事。同时总是在生活感受的bī迫下，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又总是从人来着眼，从人的jīng微的心灵活动着眼，来把同时代的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是非得失及其在生活里一切有价值的活动，bī真地刻划出来，印在纸上，留给后人……从这10 年里活过来的人，难道用笔去回忆它、记载它、研究它、剖析它不是我们的天职么？
一代人，曾以无可掩饰的痛苦；数十万家庭，曾以生离死别的悲剧；无以数计的人，曾以肉体和jīng神的重创，给我们换来这一些素材，注入我们的笔管……此时，我感到笔管重了，肩上也压着一种不能下卸的责任和使命。
并因自己缺乏才能完成这一使命，而对同时代人，特别是在那场大灾难中死去的人们——无论是反抗的或是没有反抗的，怀着一种深深的内疚。
（2 ）
当一个时代刚刚结束。尽管现实如同风bào已过的天地那样全然更新，但作家要如实地描写这刚刚过去的事并非易事。他必然要受着各种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习惯意识和一时难以斩断的千丝万缕的旧势力的束缚与扼制。凡有责任感而动了笔的作家，还往往会经受到各种形式的非难、责怪与攻击。
这些，在中外文学史上已有无数例证。我们这一代作者有此经受，不足为奇。
还有些刚刚被从深渊里打救上来不久的人。他在抱怨过去时，是你的知音；但你要认真地研究过去时，他却用一双不安的眼睛打量你。
他竟害怕你将过去的一切彻底揭开，害怕你解剖这yīn僻的一角，害怕看到这伤口还在流血。他喊着叫着，要你赶快缝合伤口，涂抹上不疼不痒的消炎药。似乎这样才会万事大吉；似乎我们不写，生活就没有出现过、发生过；似乎依了他们，才是最爱护明媚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
这些人，如同在笼中呆久的鸟儿。你放它出来，呼唤它自由，它反而不肯出来，不肯振翅远飞。好像它怕这天空太大，阳光太亮，林子里过于宽敞。
它担心弄不好连笼中那块活命的咫尺天地也要失掉。当你发誓要毁掉笼子时，你在他们的视网膜上反而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歹徒。
但是一切都会时过境迁。总会有一天，新生活渐渐以它的活力挣开束缚它的硬壳；曾经牢牢制约它的各种旧的社会势力，都将随着岁月的消失而消失。到那时，我们都成“古人”了。地球在它永恒的转动中变成了我们难以预料的一番景象。到那时，人们便要用公正的史学家的眼睛来检阅我们留下的书了。他们首先要看我们写得是否bī真如实，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否是当初曾经活过的，或者可能活过的。这把衡量过去的尺子就相当苛刻、严格和客观。没有因情面而放宽一毫分的尺度；连一方寸的遮羞布也没有，一切都是赤luǒluǒ的。将来的人会在留下的各种书籍、报刊档案所提供的事实上反复地辨别真伪。这就是说，有受骗的时代，没有受骗的历史。
我深知，如果我为了急于发表一篇并非虚假的作品，不得已套上了应时的包装；或者言不由衷，吞吞吐吐，在真实上多多少少打了一些折扣；或者在一些鼓足勇气抒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时，还夹带一两句违心之言，用以平衡良心的冲动所造成的失算。那么，我的书会渐渐变得廉价、失色，最多几年就无人问津，甚至无人知晓。因为谁也不愿意掀开掺杂着谎话的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