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夜里，我到邓家中把他叫出来，告诉了他陈与我通话之事，并责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编造那些谎言来骗我？谁知，他竟然不以为然，好像早就知道我们已经通过话似的，连连说陈的文化素质太低，她的话不可听，他其实早与之脱离了关系，之所以还经常与她联系，那是因为放心不下儿子。接着他又愁眉苦脸地向我诉苦，称现在他和李梅生活了好几年了，还生了两个小孩子，一家的负担很重，他确实有点不堪忍受了，并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苦衷，我竟也信也为真了，最后只能是好言相劝了一番。
1998年12月初，陈良琴又在电话中向我哭诉：儿子邓珂病了，没有钱住院，但邓不理，后来是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将孩子送到医院，为此欠下了千多元的债务。她让我劝劝邓多关心儿子的病情。
我获知小邓珂因病而没钱医治时，赶紧又劝告邓世祥，并忍不住指责了他一顿。为了彻底挽救他，我还找到了我们的直接领导任天阳。任时任采访部主任，是邓世祥的老乡，而且以前和邓世祥都是老同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也许只有他能劝说他。以前因李梅的控告而被开除的邓能第二次重回报社做记者，任和李民英帮了很大的忙。谁知，第二天，yīn沉着脸的邓世祥责怪我不该打听他的隐私，不该管他的家事，更不应该将这事告诉领导，同时他还还用极为粗鲁的语言咒骂陈良琴。见邓仍然不当一回事，我只好气呼呼一跺脚就离开了。此后，我又找了他几次，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但邓还是未置可否。
1997年11月11日，广州一位“影视歌三栖红星”、女演员李怡青因在羊城一家报纸头版花10万元“征婚”，当时创下全国之最，引起各路媒体关注。当时《南方都市报》几位记者采写了一个版的新闻，对此进行了批评，结果李怡青认为有关文章使侵犯其名誉权而起诉至法院。一周后，香港《东方日报》摄影记者刘志诚来到报社，找到当时的采访部主任任天阳了解情况，想对此进行采访。由于在这之前，我们经任天阳的介绍而相识，而任天阳的办公室正好与我的办公室门对门，当刘志诚要求与他一起去珠影采访李怡青时，我说：对演艺界这种八卦新闻我不感兴趣。此时在我隔壁办公室的邓世祥听说后，兴味盎然地跑了过来，他当即要求这位香港同仁带他一起去采访那位漂亮的女演员。
邓世祥的本事还真不小，第二天晚上7时许，从外面采访回到办公室的我，正看到任天阳办公室里有一个衣作时髦的年轻女子正在说笑呢。后来我知道，这女子就是李怡青。当时刚出道不久的李怡青没想到那场10万元征婚的作秀会引来这么多喝倒彩，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用了很大的版面来报道此事。邓世祥笑逐颜开地告诉我，他跟随刘志诚采访李后，马上与其近乎，并口若悬河地表示他有能耐帮她摆平此事，能为她在《南方都市报》重新写一篇正面的报道，以便为她“正名”。李怡青如约到报社，在邓世祥的指引下与负责采访工作的任天阳见面。事后不久，神通广大的邓世祥还果真在报纸为李怡青发了一幅颇有风采的彩照，不过是发在都市报的副刊上，题目就叫“都市丽人”。之后，邓世祥以此为资本，竟在我和一些同事的面前肉麻地chuī嘘，李怡青是他的女朋友；对那些不知内情的人则chuī嘘，他和李怡青认识好久了，关系非同一般。不久，李怡青状告报社侵权的案子胜诉。
1999年秋，我在北京获知李怡青进入中戏进修，并出了一本新书。2003年，我从《知音》上获悉李怡青当年之所以愿用10万元征婚，其实是被人利用来炒作的，她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没有看过她主演的的影视，也没听她演唱的歌曲，但有关她的新闻还不少，后来还看到她在京出的一本新书。不管别人对她的评介如何，我还是认为这位李怡青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努力向上的演员，是一个善于改变自我追求艺术的女子。我一直想与她联系，想了解一下有关当时邓世祥是如何“采访”她的，她到底是否像邓所chuī的那样，是他的女朋友，和她的关系是否真的非同一般，但后来由于我太忙，也没有刻意的去寻找她。现在，不知李怡青能否看到我的这段文字，不知她愿不愿与我作证。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让大家能看清楚，当时拥有李梅和陈良琴的邓世祥，竟然还是“花心”不改。当然，邓世祥的风流韵事绝对不仅次于是这一点儿事，也绝不止这一次。在几年后，我终于与他走上诉讼之路并四处取证时，我又吃惊地发现，我的一位天真无邪的女实习生小青（化名）就曾经被他欺骗过。这是后话。
1998年10月，以前在一位小报认识的朋友小huáng跑到报社找我，并请我到客村的一家海鲜城吃饭，当时只有我们俩人，我认为两个人去酒店吃饭未免太làng费而不愿去。huáng就让我约上要好的同事一同前往。我就叫上隔壁办公室的邓世祥和同事罗斯文，四人一起到了客村。在饭时，邓获知这位小huáng来自cháo州，家中很有钱后，当即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借花献佛，频繁地向他敬酒，对他称兄道弟，很快与他打成一片。当他得知小huáng也想进入《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时，夸夸其谈的邓世祥竟然还当作我和罗斯文的面，chuī嘘自己与报社领导关系很好，可以帮他搞惦。尽管事后我再三提醒huáng：邓喜欢夸夸其谈，他的话最好不要当真，如果你真的想进报社，你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文章去办公事应聘，根本没有必要找谁开什么后门。可惜，这位仁兄竟还是对邓的那一番海口不生疑，事后此人还真花钱托邓找人帮忙，为了感谢邓，还不惜将自己的一个新手机借给邓使用了一段时间，还给了他一些钱财。当然此君后来到底没能进入报社，但邓世祥还多次以此事在我的面前chuī嘘，我极为反感地疏远了他。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邓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天河员村从事职介所的外地老板。事后对方悄悄告诉我，邓世祥在那两年时间内没少向他要钱。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邓第一次被《南方都市报》开除后，邓进入了广州某报的“求职广场”版做了一名写稿兼拉广告的工作人员，他常以记者身份四处深入羊城那些遍布写字楼、宾馆和大街小巷的职介所老板，常常以要曝光为由向对方索要红包。我这时候才知道，邓世祥为什么有钱可在白云区购买新房子了。也许其中的玄机就在此！
作为同事，我还是好言劝告他，但他总是当着耳边风。他还是经常以记者之名四处搞有偿新闻，大赚钱财，虽然常有人向报社反映，但他却依然顾我。
第十章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第72节 记者刑事自诉案（3）
1998年底，邓拉我一起去江门市采访一个经济纠纷，还说早已与当事人说好，有红包拿，被我拒绝，同时我还是苦口婆心地阻止他这么做。谁知邓世祥不但不听，反而胆大妄为地假冒采访部一位领导的名义，骗取报社的司机轩慧驾着采访车与他一起赶到江门。他们在接受了那家建筑公司，也是投诉方的3000元现金后，又收了被投诉方5000元，结果很快就被双方识破，他们人还没回到广州，就被双方当事人一起告到报社。当时报社责令他退出所有赃款后，又对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由于李民英和任天阳的缘故，还有那位司机也是任的亲戚，两人这次并没有被开除，在两人写了检讨后，最后有关领导对邓记大过处分。此事报社所有员工均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