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臣真回来了，而且比以前还可怕！
周围观战的老百姓都发出阵阵欢呼，没有什么比这种现场直播更提升士气的法子了。战争结束以后，三百多条船呼啦把朝鲜军给围住了，箪食壶浆，庆祝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全罗海面为之一清。受胜利的鼓舞，老百姓们纷纷报名参军，朝鲜水军在短短时间内激增到八千人。
人是有八千了，可粮食不够八千人吃，船也不够八千人坐的。
怎么办才好呢？李舜臣想了一个特别绝的主意。这主意咱们现代中国人看了一定倍感亲切：设收费站。
李舜臣宣布，以后凡是在三道海域活动的民船与官船，都必须得有海路通行帖，没有的就是jian细，船要没收，人要下狱。想要申请通行帖很简单，到李舜臣的军港拿东西换，最好是米，铜铁木材等建筑物资也可以。大船要三石米换一张通行帖，中船二石，小船一石。一个多月就聚敛了一万多石。
鸣梁海战是一场漂亮的胜利，但如果我们深入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海战。
这一场大战中，李舜臣以极微弱的兵力击退日军舰队，宣告了自己的复出，而且击毙了日军主帅来岛通总——他是整个侵朝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大名——让日军上下都为之震惶，极大地鼓舞了明、朝联军的士气。
但心理层面的优势，取代不了现实战略的劣势。
李舜臣是个出色的将军，他从不因为胜利而自大。他清楚地认识到，鸣梁大捷是一场凭借运气与勇气的胜利，不可能指望每个日本将领都像来岛通总这么冲动突前，这种胜利模式不可复制。
整个鸣梁海战日军损失船只不过三十多艘，不过是总兵力的一个零头，来岛通总的阵亡对于日本水军指挥序列来说，也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拿孱弱的朝鲜水师去跟日本大舰队拼人品和运气，这不是李舜臣的风格。
所以在鸣梁之后，日朝水师的悬殊比例与战略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日军固然惩于李舜臣的威名，不敢轻易西来；李舜臣也缺少东进的实力，只能退到古今岛，继续积攒力量。要在几个月内造出足够的战船，训练出足够多的水战jīng兵，即使对李舜臣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接下来爆发的蔚山之战中，朝鲜水师无所作为；而且日军在整个万历二十六年大半年时间里，釜山-对马-九州这条生命线通行畅通，没有受到什么大的gān扰，以至于邢玠不得不从广东千里迢迢地调动大明水师前来助战。
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结束，朝鲜水师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跟壬辰战争中的成就相比，逊色了许多。
这都要怪元均，不怪李舜臣。
第十六章 蔚山血战了（上）
解生的稷山之战和李舜臣的鸣梁海战，是联军在九月取得的两场关键性胜利。稷山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鸣梁则威胁到了日军的补给线。两场胜利的影响叠加到一齐，让日军陷入既缺乏进攻的勇气也缺乏对后勤信心的境地。
九月中旬的态势，事实上对日军相当有利。全罗道已经大半沦陷，通向汉城的大门也已经dòng开。明军的主力兵团尚未齐聚，而李舜臣的舰队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不短的日子。
可是日军却没有趁机北上，他们占领了稷山以后，十分突兀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九月十四日，稷山之战刚结束不久，左路军在井邑——李舜臣曾经就职的所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不是乘势北上，反而是全军转向南下。井邑本来就在全州南面，你还继续南走，说是去扫平全罗道，谁信啊！？
右路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杨镐与麻贵为了防止日军从另外一个方向偷袭汉城，派遣参将彭友德前往汉城东南方向靠近庆尚道的青山。在那里，彭友德没碰到进攻的日军，反倒碰上了撤退的日军。彭友德哪肯放过这个机会，率兵追击。双方甫一jiāo锋，日军就开始撤退，根本无心恋战。彭友德追杀了一阵，发觉日军兵力太盛，遂停住了脚步。
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旧被明方称为青山大捷，因为被吓退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加藤清正。
摆脱了彭友德的加藤清正在九月二十日退到了报恩岩，又遭遇了朝鲜军郑起龙所部四百人。时值大雾，郑起龙一通乱she，she到日军十几人，而加藤清正居然不是虎吼一声冲入敌阵，反而“良久不敢动”。郑起龙趁机带兵护送沿途朝鲜灾民离开，两边各自退兵。
到了十月八日，加藤返回了出发地西生浦，黑田长政返回东莱，毛利秀元回到梁山，岛津忠丰重返泗川，其他日军将领也纷纷放弃占领城镇，回归驻地，继续盘踞从顺天到蔚山的沿海地区。汉城之围，不战自解。明、朝联军高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到麻贵亲自探访了被日军放弃的全州，这才确认日本人真撤了。
这肯定不是补给的问题。日军已经侵占了全罗道大部，尤其是攻克了顺天以后，顺天以南的丽水港也沦落敌手，李舜臣的小舰队被迫退守到古今岛，与日本隔罗老岛相望。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威胁到釜山。更何况，日军的战线并不漫长，只限在全罗道与庆尚道之间，运输不会有太大压力。
也不是天气问题。这会儿才九月份，离朝鲜严冬还有三、四个月呢，再说打下汉城过冬，岂不是要比退回去更好？
不是补给问题，也不是天气问题，那么日本人到底怎么了？
从开战到十月收缩，日军的行动呈现出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求战欲望十分低下，变得暮气沉沉。
日军右路军在初期通过巧妙佯动，绕过朝鲜军的封堵直扑汉城，这在战术上是一个jīng彩的战例，但却缺少了壬辰战争一往无前的锐气——如果是在壬辰时期，日军根本不会把面前这点朝鲜军队放在眼里，什么佯动，什么迂回，直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大踏步地击穿敌人阵地就是了。而日本左路军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只会在南原这种十倍于敌的围城战中才会踊跃杀敌，似乎几万大军簇拥在一齐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
一旦碰到稷山这种双方战力旗鼓相当的战斗，日军立刻开始叫苦连天，踟蹰不前。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日军大部分将领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壬辰之战证明，从战略上击败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会再次渡海来到朝鲜，不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敷衍秀吉老爷。
这也就能解释，日军为何制订了一个只涉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作战计划。他们缺乏进取心，浅尝辄止，在稍微取得优势之后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给您长脸了，差不多就得了。
对于日军出乎意料地退缩，明、朝联军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此时明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因此杨镐与麻贵非常谨慎，生怕是日军诱敌深入之计，非但没有追击，反而严令诸部不得轻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十几万大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撤退，换了谁当将军，都要犯一下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