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qiáng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好像又在重复前言，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受，然而倒未必荒诞不经。
这么考虑的话，我甚至觉得与欧美社会相比，日本只怕在更早的阶段，就把这种总体性的滑坡当作不言自明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察知了。因为我的小说比欧美更早，在日本得到了（至少是普通读者的）积极接受。在中国、韩国及台湾地区或许也是这样。除了日本以外，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读者们很早就开始（从我在美国和欧洲获得认可之前）积极地接受和阅读我的作品了。
说不定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于欧美，社会性的滑坡在人们中间就开始具有现实意义了。这并非欧美式的“发生某种事件”般的急剧社会变动，而是费时耗日、相对平缓的滑坡。也就是说，在追求急速增长的亚洲地区，社会性滑坡不是突发事件，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或许是恒久的持续状态。
当然，如此简单地断言大概有点勉qiáng，其中肯定还有种种因素。然而亚洲各国读者对我小说的反应，与欧美各国读者似乎可以看出不少差异，这也是确凿的事实。我想大部分可以归结于对“滑坡”的认识和应对上的差异。再多说一句，在日本与亚洲各国，理应先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只怕在正确的意义上并不曾存在过。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逻辑上大概不如欧美那般泾渭分明。话题扩展到这一步未免太广，还是另找机会再说吧。
此外，能在欧美各国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与遇到几位优秀的翻译家有莫大的关系。首先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位叫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的腼腆的美国青年找到了我，说是很喜欢我的作品，选译了几个短篇，问我可不可以。结果就变成“好呀，拜托啦”。这些译稿越聚越多，虽然费时耗日，但几年后却成了进军《纽约客》的契机。《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也是由阿尔弗雷德为讲谈社国际翻译的。阿尔弗雷德是位非常能gān、热情洋溢的翻译家，如果不是他来找我、提起这个话题，那时我压根儿就想不到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因为我觉得自己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准。
之后，我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居住，遇到了杰伊·鲁宾。他当时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后来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因翻译夏目漱石的几部作品闻名遐迩。他也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对我说：“可能的话想翻译一些，有机会就请招呼一声。”我便说：“先译几篇你喜欢的短篇小说如何？”他选译了几篇作品，译得非常棒。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和阿尔弗雷德选中的作品完全不同。二者不可思议地毫无冲突。我当时深深感觉到，拥有多位译者原来事关重大嘛。
杰伊·鲁宾作为翻译家是极具实力的，他翻译了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使我在美国的地位变得相当稳固。简单地说，阿尔弗雷德相比之下译得自由奔放，杰伊·鲁宾则译得坚实，各自都有独自的韵味。不过那时候阿尔弗雷德的工作很忙，腾不出手来翻译长篇小说，因此杰伊适时出现，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而且像《奇鸟行状录》那样（与我的初期作品相比）构造相对致密的小说，我觉得还是杰伊这样逐字逐句准确翻译的译者更为合适。还有，让我满意的地方在于他的译文中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感，绝非仅仅是准确又坚实而已。
另外还有菲利普·盖布里埃尔、泰德·戈森。他们两位都是翻译高手，也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我和这两位也是从年轻时代就开始jiāo往的老朋友了。他们最初都是说着“我很想翻译你的作品”或者“已经试译了几篇”，主动找上门来。这对我来说犹如天降甘霖。由于遇到他们，建立起私人的关系，我像是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援军。我自己也是一个翻译者（英译日），所以对翻译者的辛苦与喜悦感同身受，因此尽可能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如果他们有翻译方面的疑问，我总是欣然回复，并留意提供方便条件。
自己动手试试就明白，翻译这东西真是费神又棘手的工作。然而这不应该只是单方面费神的工作，必须有互惠互利的部分。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是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jīng神负担越积越重。首先，如果没有对文本的热爱，翻译无非是一项烦人的“工作”罢了。
还有一点，其实可能用不着我来夸夸其谈，在外国，尤其在欧美，个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事，随意jiāo托给某人，说上一句“那好，接下来就拜托您啦”，这样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在每个阶段都必须自己担起责任、勇下决断。这么做既耗时费力，还需要某种程度的语言能力。当然，基本事务会有代理帮忙处理，但他们也工作繁忙，老实说对还默默无名、没什么利益可言的作家也不可能照顾周到。所以，自己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由自己来照应。我也是，在日本还马马虎虎算得上小有名声，可在外国市场上刚起步时当然是个无名小卒。业内人士和部分读书人另当别论，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连音都读不准，管我叫“chūn上”。不过，这件事反而激发了我的热情，心里念叨：在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从一张白纸开始究竟能做出多少事情来呢？反正先全力以赴再说。
刚才也提到过，留在景气沸腾的日本，作为写了《挪威的森林》的畅销书作家（自己来说有点那个），种种约稿接踵而至，要赚个钵满盆满也并非难事。然而我却想摆脱这样的环境，作为一介（几乎是）寂寂无名的作家、一个新人，看一下自己在日本以外的市场究竟能走多远。这对我来说成了个人的命题和目标。事到如今细细想来，将那样的目标当作旗号高高举起，于我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要永远保持挑战新疆域的热情，因为这对从事创作的人至关重要。安居于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比喻意义上的场所），创作激情的新鲜程度就会衰减，终至消失。也许我碰巧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把美好的目标和健全的野心掌握在了手中。
性格使然，我不善于装模作样地抛头露面，不过在国外也多多少少会接受采访，得了什么奖时也会出席颁奖礼，进行致词。朗读会也好，演讲之类也好，某种程度上也会接受。次数虽然不算多（我作为“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作家”好像名声在外，在海外也一样），也是尽了一己之力，尽量拓宽自身的格局，努力转过脸面对外界。虽然并没有多少会话能力，却留心尽量不通过翻译，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日本，除非特别的场合，我一般不这么做，因此时不时会受到责难：“光在国外卖乖讨好！”“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