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对日语的侮rǔ。实际上我曾经受到过类似的批判。然而语言这东西原本是刚qiáng的，拥有久经历史考验的坚韧力量，无论受到何种人物何等粗bào的对待，都不至于损伤其自律性。用尽所能，想尽一切办法检验语言的可能性，极力拓展那有效性的范围，是每一位作家被赋予的权利。没有这样的冒险jīng神，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诞生。如今，日语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件工具。说得稍微夸张些，我相信继续锲而不舍地探究日语的工具性，无疑与日语的重生密切相关。
总之我就是这样运用新获得的文体，将已然写就的“不甚有趣”的小说，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改写了一遍。小说的情节大致相同，但表现手法却迥然相异，读后的印象也全然不同。那就是现在这部名为《且听风吟》的作品。我绝不是对这部作品的质量感到满意。写成之后重读一遍，我觉得这是一部尚不成熟、多有缺点的作品，只写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两到三成，但的确感到自己总算用大致可以接受的形态，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从而完成了一次“宝贵的挪移”。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以自己的方式对那种epiphany的感觉作出了回应。
写小说时，我感觉与其说在“创作文章”，不如说更近似“演奏音乐”。我至今仍然奉若至宝地维持着这种感觉。说起来，也许这并非是用脑袋写文章，而是用身体的感觉写文章。也就是保持节奏，找到jīng彩的和声，相信即兴演奏的力量。总而言之，当我深更半夜面对着餐桌，用新近获得的自己的文体写小说（似的东西）时，简直就像得到了崭新的工具，心怦怦狂跳，兴高采烈。至少，它巧妙地填满了我在三十岁即将来临时感到的内心空dòng般的东西。
如果把最初写的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与现在的《且听风吟》对比一下，大概更清楚一些，遗憾的是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早就被丢弃了，没办法作比较。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我也差不多忘得一gān二净。要是保存下来就好了，可当时我心想，这玩意儿留着有什么用？随手就扔进了垃圾箱。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写它时心情不算太好”这一点。写那样的文章并非乐事。因为那文体并非发自内心地自然流露，就像穿着尺码不合身的衣服去运动一样。
chūn天里一个周日的早晨，《群像》的编辑打电话告诉我：“村上兄的参赛小说闯进了新人奖评选的最后一轮。”距离神宫球场那场揭幕战已有将近一年，我已经度过了三十岁的生日。记得好像是上午十一点过后，因为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我还没睡醒，困意朦胧，尽管手里拿着听筒，却没能理解对方究竟要告诉我什么。我甚至（真的是实话实说）早把向《群像》编辑部投稿的事忘到脑后了。只消写完它、姑且jiāo到了某个人手里，我那“想写点什么”的心情便已释然。说起来无非是一部新起炉灶、信笔写来、一挥而就的作品，压根儿没想到这种东西居然能闯入最后一轮评选。连书稿的复印件都没留下。所以，倘若不是闯进了最终评选，这部作品肯定会不知所终、永远消亡了。而且我大概也不会再写什么小说。人生这玩意儿，琢磨起来真是奇妙。
据那位编辑说，连我的在内，共有五部作品闯进了最后一轮。我心里“咦”了一声。然而，还是因为睡意未消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我钻出被窝，换好衣服，与妻子一道出门散步。走过明治大街的千谷小学旁，看见绿荫丛中趴着一只信鸽。抱起来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伤，脚上套着名牌。我双手轻轻地捧着这只鸽子，把它送到了表参道同润会青山公寓（如今变成了“表参道Hills”）隔壁的岗亭，因为那是距离最近的岗亭了。我们沿着原宿的后街小路走过去，受伤的鸽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颤抖。那是一个晴朗舒慡的星期天，周围的树木、建筑、商店橱窗都在chūn日的阳光下闪耀，明亮而美丽。
这时我陡然想到，我肯定会摘取《群像》新人奖，并且从此成为小说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看起来颇为厚颜，但不知何故，我确信会是这样，这个念头清楚无误。这与其说是逻辑性的想法，不如说是出于直觉。
我还清晰地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chūn日的午后，在神宫球场外场席上，那个东西飘然飞落到掌心时的感触；我的掌心同样记得一年之后，又是一个chūn天的下午，在千谷小学旁抱起的受伤鸽子的体温。当我思考“写小说”这件事的意义时，总是会回忆起那些感触。对我而言，这样的记忆意味着相信自己身上必有无疑的某种东西，以及梦想着将它孕育出来的可能性。这种感触至今仍然留在我身上，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写第一部小说时感受到的创作的“舒慡”与“快乐”，直到今天也基本没有改变。每天一大早睁眼起chuáng，到厨房里热一壶咖啡，倒进大大的马克杯里，端着杯子在书桌前坐下，打开电脑（时不时还会怀念四百字一页的稿纸和用了多年的万宝龙粗头钢笔）。然后开始左思右想：“好了，接下来写什么呢？”这时候真是幸福。老实说，我从没觉得写东西是苦差事，也从来没有因为写不出小说而劳神苦形（真是堪称幸运）。不如说，如果不快乐，写小说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赞同把写小说当作服苦役的想法。小说这东西写起来应当奔流如川、喷涌如泉。
我绝不是以天才自居，也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才华。当然，连续三十多年作为职业小说家生存下来，我肯定也并非全无才能。大概原本就有些资质，或者说不同于其他人的倾向。然而这类事自己思来想去也毫无益处，还是jiāo给别人去判断吧——如果哪儿有这种人的话。
我长年以来最为珍视的（如今依然最为珍视），就是“我被某种特别的力量赋予了写小说的机遇”这个坦率的认识。而我也算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又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于是成了小说家。说到底，就结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许人）赋予了这样的“资格”。我只想坦率地对这种状况表示感谢，并且像保护受伤的鸽子一样珍爱地守护着获得的资格。我现在仍然在写小说，我为这件事感到喜悦。至于别的，以后再说。
第三章 关于文学奖
我想谈一谈文学奖这东西。首先以芥川龙之介奖（芥川奖）为具体案例来谈一谈。这是个鲜活的例子，并且涉及较为直接、非常微妙的话题，所以也有难言之处，然而不忌惮误会，在这里稍稍讲上几句或许更好。谈论芥川奖，与泛泛地谈论文学奖或许有相通之处。而谈论文学奖，或许就等于谈论现代语境中文学的一个侧面。
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艺杂志的卷末专栏写到了芥川奖，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芥川奖这东西大概是相当有魔力的。因为有落选后会大吵大闹的作家，所以其声名益发响彻云霄。又因为有村上chūn树这样落选后对文坛避而远之的作家，所以其权威性益发明显。”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