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处的，尤其是着色，有时令人一震。笔触也相当娴熟。
但仅此而已。在内行人眼里，他的画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维的延展。同样是停止，
但他连艺术上的“死胡同”也没进入，只是“夭折”罢了。
她瞥了一眼德国学画生，他的表情在无言中所流露出来的结论也和她一样。如此而已。
唯独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道了谢准备离开捷克人房间时，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门旁放着的一幅画上——一幅二十英
寸电视荧屏大小的横置油画。与别的画不同，这幅画里有什么在喘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
西，实在微弱得很，盯视之间很怕它萎缩消失。但它的确是在画中喘息，尽管那般微乎其
微。她请捷克人把其他画撤去一边，空出雪白的墙壁把这幅画立起来细看。
“这是我来纽约后最先画的。”捷克人局促地快速说道，“来纽约第一个夜晚，我站在
时代广场一个路口看街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回房间用一个晚上画出来的。”
画的就是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年轻男子。以照相机来说，就是在镜头正中稍偏一点点的位
置把男子摄了下来。男子脸侧向一边，目视窗外。长相漂亮，燕尾服，白衬衣，黑蝴蝶结，
白饰巾。有点像舞男，但不是。作为舞男他缺少什么——一句话说来，就是缺少类似被浓缩
了的饥渴感的东西。
当然他并非没有饥渴感。哪里去找没有饥渴感的年轻男人呢？只是他身上的饥渴感表现
得实在过于抽象，在周围人眼里——即使在他自己眼里——仿佛是有点特别的、处于形成过
程中的某种见解（point of view ）。就好像蓝色的雾霭，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蓝色的雾霭笼罩着出租车。从车后玻璃窗可以看见夜色，看见的也只有夜
色。蓝底色融入了黑与紫。色调非常雅致。就像埃林顿“公爵”（注：Duke Eilington
（1899--1974），美国爵士乐钢琴手，作曲家。）管弦乐团的音调，雅致而浑厚，浑厚得似乎
手往上一触，五指便会统统给吮吸进去。
男子脸歪向一边，但他什么也没看。纵使玻璃窗外有什么景致出现，也绝不会在他心头
留下任何刮痕。车持续前行。
“男子要去哪里呢？”
“男子要回哪里呢？”
对此，画面什么也没有回答。男子被包含在出租车这一有限的形式中。出租车则被包含
在移动这一天经地义的原则中。车在移动。去哪里也好回哪里也好，怎么都无所谓，哪里都
无所谓。那是巨幅墙壁上开的一个黑dòng，既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说，男子是在看那个黑dòng。他嘴唇很gān，仿佛急需一支烟。但由于某种原因，烟远
在他手够不到的地方。他颧骨突出，下颚尖尖，尖得如被bào力削尖了一般。那里有一道伤痕
般细弱的yīn翳，那是看不见的世界里一场无声的战斗所留下的yīn翳。白色饰巾遮住了那道yīn
翳的尖端。
“结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为自己买下了那幅画。作为一幅画的价钱，一百二十美元固然
不多，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被剜了一刀的。那时我正怀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丈夫是
off—off Broadway （注：美国以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为中心进行演出的前卫剧团，一般译为
“外外百老汇”。）的演员，有事做也挣不了多少钱。生活费主要靠我来挣。”
说到这里，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来触发往事的回忆。
“中意那幅画？”我试着问。
“画并不中意。”她说，“刚才也说了，画本身也就比外行笔下的qiáng一点点，不好也不
坏。我中意的是画上的年轻男子，是为了看那男子才买画的，没别的目的。捷克人为画得到
承认而喜出望外，德国小伙子也有点吃惊，但他们怕是永远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买那幅
画的真正意图。”
圣诞节颂歌磁带也至此转完，随着“咔嚓”一声响，深重的沉默笼罩了我们。她在粗花
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时我二十九岁。按一般说法，我的青chūn快过去了。我是想当画家才到美国来的，结
果画家没当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厉害。我什么东西也没能用自己的手创造出来。那画上
的男子，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却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画挂在住所房间墙上，每天看
着它过日子。一看到画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损失是何等惨重，或者是何等轻微。
“丈夫常开玩笑，说我恋上了那个男子。我总是一声不响地盯视那幅画，也难怪他那么
想。但他没有说对。我对那男子怀有的感情类似sympathy。我所说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
共鸣，而是指两人一起品味某种无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点头。
“由于看出租车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觉之间他竟成了另一个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
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无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车中，他无法挣脱出
来，永远，真正的永远。平庸让他在那里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为背景的牢笼里，您不觉得
可悲吗？”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阵，又开口道，“总之就是这么一件事，没有艺术感染力
没有冲击力，什么都没有，感性也好皮肤性冲击也好都谈不上，但如果您问留在心中最久的
画，倒有这么一幅，只此一幅。这样理解可以么？”
“有一点想问，”我说，“那幅画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她应声回答，“烧掉了。”
“什么时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觉得倒像最近的事，实际上快过去十年了。各种麻烦
事一个接着一个，使得我决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弃了。具体的我不太想说，请
允许我省略掉。那时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无论什么，包括那里俘虏过我的所有理想、希望、
爱，以及它们的残影，一切的一切。我从朋友那里借来敞篷卡车，把房间里所有东西运到空
地，浇上煤油烧了。‘出租车上的男人’也在里边。您不觉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伤音乐？”
她微微一笑，我也报以微笑。
“烧画我并不可惜。因为烧在使我本身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他通过烧而得以从
平庸牢笼中解放出来。我烧了他，烧了我的一部分。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个天朗气清的下
午。之后我回到了日本。您看，”她手指房间四周，“就这个样子。我在经营画廊，生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