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夏、商、周三代盛时，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jīng义深入到人们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jīng工，自不待多说。到了chūn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大经。
第25章 曾国藩大智慧24
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不断传授，演进孔子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撰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原文
凡男子之死于一言者，约有数等：与人争狠，一言之忿不顾而死者，是死于忿也；气谊相许，一言之约，借躯以相酬报者，是死于要约也；要事同计，异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触，遂以激发欲死者，是死于激切也。厉王迁死，淮南宾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发欲死耳。师古二义解一言甚当，而于王安未合也。
译文
凡是男儿因一言而舍生轻死，大约有几种情况：和别人争勇斗狠，因为一句言语之忿而舍生轻死，是死于激忿；志趣、爱好相投，因一言之誓约，舍身以报答，这是死于誓言；一件大事，众人同谋，人异情同，因为有感于旁人之言语，热血奔涌，遂舍生轻死，是死于激切之情。淮南王刘厉被发配而死，淮南王的宾客大都以此激发刘安，或许是刘安因有感于别人之言，激切欲死。颜师古在二义中对于一言之义的解释很jīng当，而对于淮南王刘安的解释不合实情。
原文
弟治军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败，杏南、葆吾而外，营官殉难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chūn霆又与沅弟龃龉。运气一坏，万弩齐发，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时名望大损，断无遽退之理，必须忍rǔ负重，咬牙做去。待军务稍转，人言稍息，再谋奉身而退。作函劝沅，不知弟肯听否？
译文
沅弟最近打仗很不顺手。在二月十八日的失败中，除了杏南、葆吾之外，营官阵亡的有五个人，士兵战死的更多；而鲍chūn霆又与沅弟发生了矛盾。运气一坏，万箭齐发，沅弟想马上引身而退。我觉得他现在名望受到很大的损害，绝无立即引退的道理，必须忍rǔ负重，咬紧牙关做下去，等到军务略有起色，大家的非议渐渐平息以后，再考虑奉身而退的事情。我写了一封信劝说他，不知他是否会听从。
原文
武帝之问，以为作乐即可致治，何以后世乐器虽在，而治不可复？仲舒之意，以为欲作乐必先兴教化，欲兴教化必先疆勉行道，能行道则治可复，教化可兴，而乐可作。
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武帝之问，以为何修何饬而后可致诸祥？仲舒之对，以为修饬德教，则jian邪自止，而诸祥可致；若修饬刑法，则jian邪愈竽，而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数语，是修饬之本。末言仁义礼智信，是修饬之目。致诸祥必由于止jian邪，任刑罚则jian邪不止，任教化则jian邪止。于问中何修何饬而致诸祥，最相针对。武帝之问，本以力本任贤对举。以亲耕籍田，为己能力本矣；劝孝悌，崇有德，为己能任贤矣，而以功效不获为疑。仲舒之对，则略力本而专重任贤一边。以为贤才不出，由于素不养士。下以兴太学为养士之要，大臣岁贡二人为选贤之要。
译文
武帝的问题是，认为制作礼乐即可达到治理，为什么后世乐器俱在，而不能恢复治理？董仲舒的观点是，认为要想制作礼乐，必先复兴教化；要想复兴教化，必定要努力遵行大道；能够践行道义，那么可恢复大治，复兴教化，而后可以制作礼乐。这些都是全靠人力主持，不是天命所主持。武帝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修饬道德、教化，那么jian僻yín邪之事自会消失，各种吉祥自然而至。如果一意注重刑法，那么jian僻yín邪之事就会越来越多，各种吉祥也难以招致。中间讲端正人心、端正朝廷数句话，是修饬道德教化之本。
篇末讲仁义智信，是修饬道德教化的细目。要想招致吉祥，必须始于消灭jian僻yín邪之事，如果一意信用刑法，那么jian僻yín邪之事就难以消灭；如果一意信用教化，那么jian僻yín邪之事自会消灭。这和武帝问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针锋相对。武帝的问题，本来是以重本任贤相等对待。把亲自耕耘籍田当做是自己能重本；把奖励孝悌，崇尚有德之人，当做是自己能任贤。而以没有取得成效而获疑。董仲舒的对答则略去重本而专注重任贤一方面。认为没有贤才出现，是由于一贯不培养士人。下边讲以兴办太学作为培养士人的关键，大臣每年推荐二人作为选贤的关键。
曾氏体悟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曾国藩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
对于文章的志趣，曾国藩很明显地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qiáng，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qiáng处，揣摩一番。曾国藩所以崇拜韩昌黎，是因为韩昌黎的文章最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国藩最推许的。
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的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昌黎文章之气。
有人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列为晚清奏牍“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砺，以学问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依托。
曾国藩本是乡里小儒，幸而得入翰林，在北京时，得与宋学家唐鉴、倭仁等做朋友，受其影响，然后下决心研究宋儒义理，讲究慎独功夫。从那时起，每日写日记，多能自责之语。后来他觉得专搞宋儒学说，无非做了理学名臣，于国何补，遂不再拘于门户之见，跳出宋儒这个框子，扩大他的视野。研究古文考据，尤留心经世之学，从而博览群书，丰富了自己的学问，不肯再为程朱一派所限制。话虽如此，他仍自律谨严，始终如一，因此治清代学术史的人，仍称之为理学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