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学，于诗古文辞，极有研究，其文气魄亦大，远胜其诗，因为他究竟不是诗人，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到什么成就，文就不同了。黎庶昌评其文“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远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未免恭维太过。要之，其文博大闳肆，能自成一派，则为不掩之事实。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没有专篇谈曾国藩的文学成就，只说“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他对曾国藩似乎不想列入作家之要，而把他挤入理学名臣之内，亦颇有趣。所谓“桐城之后，有曾湘乡”，这一论断，也很中肯。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于桐城派推崇备至，于是有些人就称他为桐城派。其实曾国藩也不尽学桐城。他私淑方苞、姚鼐，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启之。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
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但各家风格是复杂有变的，曾国藩对一些诗家和古文家的风格评述，只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个方面，不可一概论定。正如鲁迅所说：“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风格之外，曾国藩还指导儿子注重诗的貌与神。他说：“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认其魂”、“观其神”，是学文、学诗、学字的不二法门。如果连其貌也不认识，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门；但如果认为辨认其貌，便已“到手”了，那是太浅陋的结果。学文、学诗、学字，不贵形似，而贵神似。故曾国藩拟于诗的四属之外，“别增一种‘机神’之属”。他解释道：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曾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笙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籍］之类，或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李］太白之豪，［杜］少陵之雄，龙标［王昌龄］之逸，昌谷［李贺］之奇，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
这是曾国藩论诗的“机神”的一段重要文字。“机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家与文艺家所说的“通感”。诗文如无机无神，则难登高雅之堂，甚至会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龙》要求诗文做到“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的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诗若是到了“机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于人，而是心即自得了。
第26章 曾国藩大智慧25
再次，读诗，学诗，曾国藩qiáng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诗与散文的汉界楚河，就在“声调”二字上，何况好的散文还讲究琅琅上口的声调呢？不讲究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这已是为诗史所证明了的。所以，学诗要“高声朗读”。
优秀的诗文，不是你什么时候想作就能作出来的，古人李观说：“文贵天成，不可高qiáng。”作诗作文确有那一点玄奥，想作的时候，搜肠刮肚，也无济于事，不想作的时候，忽地灵光一闪，笔下泉涌，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有这种体验。
那么，什么时候适合作文呢？曾国藩告诉你，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作假，唯独在作文时动之以情不可作假，你一故作多情，或者硬着头皮煽情，那破绽马上就会显露出来，甚至根本就无法完成下去。因为你在写作时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或许可以欺骗别人，但他无法欺骗自己。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
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jīng神也就dàng然无存了。
曾国藩会这样劝告你，在真情实感激dàng生发的时候，一定要审视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如果能像随手取摘身边的物品一样方便，顷刻出来，脱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赋诗了；不然的话，如果还须临时去搜寻思想和意义，那还不如不做，勉勉qiángqiáng，必然会以巧言伪情媚惑于人。
所以说，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不动感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感情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知识和才具，而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内在欲望、要求和驱动力。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心脏，那么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为如此，作文赋诗就不能不饱含真情。
在阳刚与yīn柔两种文章风格之间，曾国藩本人更倾慕于阳刚之美。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他主张文章最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好比雨后初晴，登上高山远望旷野；如在楼上俯视长江，坐在明窗净几下，悠然而远眺，又好比英雄俊杰，没有卑鄙龌龊的狭隘志向。文章有这样的雄伟气象，可谓上佳。他评论古人的文章，认为雄奇俊迈；以扬雄文章为最，恢宏恣肆，以庄生为最。他自己的作文实践，以学庄子、扬雄、司马迁、韩愈为主，其《原才》、《湘乡昭忠祠记》等，在逝世前便以文雄气盛而被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