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明知蕞尔螳壁，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敬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jiāo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和”“抚”。他内心虽痛恨指责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他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造成曾国藩这种似乎“狂妄无知”，夜郎自大观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与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qiáng对中国的挑战时，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为后盾一样，认为“洋夷”们对中国的侵凌和困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受到一些人为的、偶然的因素的gān扰，即上引材料所说的“汉jian助之为nüè”所致。因此，西方列qiáng迫使中国“割地、纳款、互市”，在曾国藩的思维中，唤起的只是类似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陲民族对中原王朝困扰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他对“洋夷”的愤慨和鄙夷，也仅仅是“文明人”对不知诗书达礼的野蛮人的qiáng悍无理行径的情绪反应。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rǔ，就在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同化力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冲、补偿和安慰。
上述这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种qiáng烈的麻痹思维神经的力量。最初而来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则会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曾国藩心目中埋下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jīng神氛围，也就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的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不同于顽固守旧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基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领军从征，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及与洋人打jiāo道的实践中，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这是整日困居书斋或居京悠闲作官的人所不能领略得到的。
曾国藩自点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０余年间，对西方列qiáng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他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对洋人的侵略并未产生危机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疾风bào雨般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资本主义列qiáng乘虚而入，“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卑躬求和，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这种严酷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他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清醒剂。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期间，曾国藩深为天津兵败而忧虑不安：“惟天津兵败，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闻京城岌岌可危，“圣驾”拟离北京他往热河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两人中一人带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
又在家书中说：“分兵北援以应招，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实无把握。但他凭着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洋夷”气焰嚣张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返顾，欲成此行。他说：“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治讥于百世。”故“成败利钝，不敢计也”。虽然此举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结束战争而未能如愿，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以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不仅不抱乐观态度，进而为之悲愤填膺，难以名状。
这种忧惧与危机心理，在有关湘军首领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实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岸边一个山头上，正在为即将从太平军将士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时，他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上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朔江而行。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差点堕下马来。从此之后，每当有人与他谈及洋务，他就摇手闭目，闷闷不乐，口称“此非吾辈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于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内心中jiāo织着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既凭藉他自己敏锐的感性认识，发觉西方列qiáng的近代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又因自身头脑中传统文化中固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找到中国如何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摆脱困境。这就是说，胡林翼内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经崩溃，而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为清王朝未来的命运而担忧。这种心理紧张状态和不祥预感，使他怎么也无法解脱心中的忧郁之情。
与胡林翼的文化心态相类似，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从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立，和局虽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了。这种忧惧感的发展和深化，同时表现于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思考上，使得曾国藩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比胡林翼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这种基于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上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家书、日记和信函中均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