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pào”的厉害，确实“惊心动魄”，因此，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于是，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pào的效用，以前那种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逆夷所长者，船也，pào也”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因之，畏惧之心随之而生。
他曾以湖南乡下通俗之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畏惧心理：“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在曾国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qiáng的优势面前的极大危机感。历史地考察，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内省和朝廷国粹派士大夫的虚骄的清议高论，曾国藩的“只怕洋鬼子”与对洋人“无以御之”的毫无掩饰，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现实在认识上的深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7章 曾国藩大智慧6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的基本特征，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qiáng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
于是，曾国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但他多次对友人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国环伺，隐患方长”。他反复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在曾国藩对现实危险的新鲜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来。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基于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qiáng”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通过这种抵制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观念王国中为生存而赢得一席地盘；同时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他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在家书中说，“与外国人jiāo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才能补救危局。这种认识也就为在避害反应中相应采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机。
曾国藩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曾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所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折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采取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pào，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
总之，这种以危机意识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避害价值尺度，使得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的某些藩篱，做出比一般守旧士大夫更为现实、更为冷静的也更符合自卫之道的反应——以自qiáng为目的的洋务事业，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开展起来。这至少可以表明，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以“华夷”对峙时代形成的对外部世界一概闭关自守的态度模式来应付西方对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妄之举。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在当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识时务”，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相对于大多数站在更保守立场上来指责洋务派人士的顽固守旧言论，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和进步。
姜铎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并提出其中有五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huáng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上述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首创之功功不可没。
博采众家之长，使国家qiáng大，是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国文化能够渊远流长的主要原因。早在汉代就有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丝绸之路”，唐朝时更是一个容纳别国文化技艺的时代，而明朝的徐光启尤其做出巨大贡献。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徐家汇（今上海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其父以课农学圃自给，祖母及母亲亦早暮纺织。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对农业、手工业有较多的了解。他喜爱科学，久不通八股文，屡试不第，只好以教书维持生计。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赵凤宁家教私馆，随赵凤宁到广西浔州，过韶州时认识了西洋传教士郭居静，开始接触西学。在此期间，徐光启有鉴于李时珍等人总结古典科学，遂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对农学、水利、算学及军事学产生了兴趣，并着手搜辑农学、算学等方面的资料。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四十二岁，终于考取进士，跻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条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他把主要jīng力用在研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方面。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自然科学，并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国学术之不足。后来，他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的翻译，并在家守制期间，开辟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园，从事移植甘薯的试验。与此同时，他有鉴于明王朝国穷民困和边患日深的现状，决意从富国qiáng兵的根本之计做起，通过他的科学研究，来解决宗禄、漕河水利、盐务、屯田、边饷、兵器改良等技术问题，由此他曾潜心于数学的研究。他认识到数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