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地方团练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làng，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曾国藩纪念馆一角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qiáng，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jīng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jīng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jīng神力更qiáng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兵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qiáng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