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上谕：既在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咸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嘱咐他安心在家守孝。曾国藩听完圣旨之后，心中五味俱全，他知道咸丰对于他的要求动怒了。曾国藩不由苦笑，他和他应该是彼此明白的——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懦弱而风流的皇帝在想什么，他和他，即使是相隔千里，都是心领神会的。
第六章 大悟山村
如果对曾国藩的一生有个整体回顾的话，那么，应该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年，王阳明就是在贵州修文县一个叫龙场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同样，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释迦牟尼，在内心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菩提树下“顿悟”，顿感大光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同样也有“顿悟”过程。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这个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jīng神上进入自由王国了。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dòng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曾国藩开始消受老家白杨坪的田园生活了。每天，曾国藩总是早早起chuáng，然后，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山村的早晨是宁静安详的，空气里总有雾霭，缥缥缈缈的，像丝绸一样滑来滑去；白杨坪的风景也好：chūn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会热烈开放，山色如泼了颜色一样，红一块，huáng一块，绿一块的；夏天，到处都是荷叶飘香，荷花绽放……鸟是任何季节都有的，它们的啁啾无所不在，尤其是chūn天里，白杨坪一带，到处莺歌燕舞，叫得最欢的，就是布谷、huáng雀以及鹧鸪了。因为有鸟鸣相伴，人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有时候，兴致上来，曾国藩还会带着纪泽、纪鸿等，攀登对面的高嵋山。从山上俯瞰白杨坪，会觉得整个白杨坪就像一块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样，伏在山水的深处。那条溪水和那座团山，犹如蛟龙在宝盆中嬉戏。曾国藩清楚地记得二十四岁那一年，自己赴京赶考，曾写了一首诗：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岁岁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国藩的生涯中，这首诗，是对白杨坪最初的感慨。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这种安静而无聊的日子，曾国藩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毕竟，经过那么多年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定力非凡。况且，他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利益的人。像众多富有情调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曾国藩喜欢的是恬静的田园生活，耕耘，读书，无事时享受自然风光，也享受天伦之乐。在荷叶塘家中的厅堂上，还挂着当年曾国藩应父亲之邀撰写的一副对联：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会儿曹。
这样的对联，是曾国藩本性的写照。对于生活本身，曾国藩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对于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生活简单而苛刻，甚至，都有点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国藩每餐几乎只吃一个菜，即使是多上几个菜，他也只拣靠自己最近的那盘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动筷子。对于生活，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还应该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应注重的，是jīng神方面的提升。这一点，程朱理学和佛教有着相同点，它们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yīn郁、空dàng、冷湿，天空也愈发变得灰暗。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开了头却忘了结尾似的。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突然变得莫名忧郁起来。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chuáng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休息不好神经衰弱，曾国藩的脾气变得很大，开始变得莫名焦躁，看不进书，也不想练字，有时候，曾国藩会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们，甚至，竟没有风度地责怪弟媳。家里人都被曾国藩搞得神情紧张，唯恐这位长兄会突然不高兴发脾气。每次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都会觉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自己提前进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处因为愿望没有满足而感到失落吗？
战争让曾国藩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战争的胜负或者结果，而就是对战争本身。湘军出道以来，把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洱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曾国藩把战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残酷让曾国藩触目惊心。尤其是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丑陋，曾国藩更感绝望。在和平环境里，人性，至少还有边缘和底线吧，轻易之间，是不突破底线的；但在战争中，人性之中的凶残与丑陋几乎无法控制。平日里曾国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战争的环境中，更是无从谈起。人，还应该是动物吧，要不在身上，怎么会残留那么多shòu性呢！在战争中，shòu性就如洪水一样，以一种不可扭转的势头铺天盖地。如此的凶残和bào戾，想起来，就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战争让曾国藩失望，也使其充满痛苦。痛苦在于，曾国藩不得不改变自己；而自己，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rǔ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bào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luǒluǒ的真面目——战争和bào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