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答：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得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不？
答：也曾吃药。
养心殿正殿
第三天，两宫皇太后第三次召见曾国藩。皇太后如此接连三天三见一个汉臣，这在大清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回，曾国藩是坐着跟慈禧说话的，曾国藩算是看清楚慈禧的模样了：她的个子不大，也谈不上倾国倾城，但皮肤白皙细嫩无比，尤其是一双眼睛，非常有灵性。看得出来，这个女子是聪明无比的。但治国岂是靠聪明就能办好的？在这当中，人格、底气以及操守，比聪明重要得多；还有气度、胸怀、视野、容量以及文化底蕴，也重要得多。想到这，曾国藩不禁有些失望，一个聪明的女子，带着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控制着朝中大权，究竟是祸还是福呢？但——至少，一个聪明的女子，要比那些糊涂而顽固的遗老遗少们好得多吧？曾国藩就这样一直胡乱想着，忐忑不宁。这一次慈禧与曾国藩的谈话主题是有关那些曾经与曾国藩共事的大臣的，看得出来，慈禧很想听一听曾国藩对这些人的评价。曾国藩小心谨慎地逐一点评了那些将领们，慈禧听得很仔细，不断复述，示意手下人都记下来。到了后来，慈禧突然又问起湘军大将鲍超的事情来了，鲍超在哪里养病？手下的军士，到底遣散了没有？这一回，曾国藩算是看透了慈禧和朝廷的心思了，朝廷还是担心湘军，想让他尽可能地把湘军遣散，然后将那些忠心耿耿且能打仗的将领带到直隶来，在直隶练出一支jīng兵来拱卫京城。至于其他事情，如吏治盐政、百姓生活、洋务，甚至捻军平息后皖、豫、鲁等省的恢复等等，慈禧显得都不是很关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的虚弱吧。
从1868年12月26日起至1869年3月4日，曾国藩一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他先是住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然后又移居到宣武门外的法源寺。这两处地方，都算是驻外大员的招待所。在此期间，曾国藩除了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之外，还见到了恭亲王奕？及文祥、宝鋆等高官；拜访了当年的理学老师倭仁；拜访了当年战死沙场的塔齐布的故居，并厚馈其母；也拜访了座师穆彰阿故宅，见其家境败落，曾国藩不由感叹人生的无常……跟所有在京的高官一样，曾国藩每天的行踪，几乎所有的细节都一直详详细细地为朝中掌握——曾国藩到内阁，正式上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先到诰敕房更衣，换上官袍顶戴、双眼花翎，到办公大案熟悉一番，然后，来到大堂，拜见众大臣：横列六张桌子，满人是东部三张，汉人是西部三张。曾国藩之办公大案桌，就是西部第一张。下属侍读中书等数十人，特地拜见曾国藩，三揖有礼。曾氏一一恭敬回礼……在这期间，曾国藩两次参加国宴，一次是正月十五，朝廷赐宴蒙古、高丽等“外藩”，曾国藩出席作陪。另一次是正月十六，这一次，是在乾清宫专门赐宴朝臣的，这是一次高规格的盛大宴会。当然，让曾国藩感到开心的不是菜肴，而是座次，在大臣们的位次排序中，曾国藩班列汉官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对坐于同治皇帝座前。这一点，让曾国藩感到非常荣耀。宴会的具体情况，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详细地加以记录，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怡然自得：奕？（左）和文祥（右）
宝鋆
桌高尺许，升垫叩首，旋即盘坐。每桌前有四高装碗，如五供之状。后八碗亦jī、鸭、鱼、肉、燕菜、海参、方孛、山查糕之类。每人饭一碗，杂脍一碗，内有荷包蛋及粉条等。唱戏三出，皇上及各大臣各吃饭菜。旋将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装饭，太监八人轮流撤出，大臣前之菜，两人抬出，一桌抬毕，另进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计其数。大臣前，每桌果碟五、菜碟十。重奏乐，倭相起，众皆起立。倭相脱外褂，拿酒送爵于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领赐爵，退至殿中跪。太监易爵，另进杯酒，倭相小饮，叩首，众大臣毕叩首。旋各赐酒一杯。又唱戏三出。各赐奶茶一碗。每赐，皆就垫上叩首。旋将赏物抬于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谢宴、谢赏，一跪三叩。
1869年3月1日，曾国藩第四次在养心殿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这一回，慈禧太后主要问了曾国藩练兵和海防的打算，话语同样言简意赅。1869年3月4日，曾国藩从京城出发，去保定上任了。虽然这时南方已是chūn天，但在北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寒冷，尤其是北方的风，凛冽而肆nüè，让曾国藩很不习惯。曾国藩一路巡视永定河水利设施的情况，对直隶的民情和农情有所了解。七天之后，曾国藩到达保定。3月28日，曾国藩在保定主持检阅了直隶六镇练军。当那些松松垮垮的禁军部队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简直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天子脚下的这些部队竟然如此没有战斗力，这哪里是一支军队啊，分明连老百姓都不如，也难怪这样的军队在洋枪洋pào面前一败涂地，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能弃城逃走了。想到慈禧对于自己的嘱托，曾国藩感到责任重大，在京城周围，只有这样一支堪称“豆腐渣”的军队，太后当然不放心了。
6月30日，曾国藩细细考虑了一番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请以湘军的军制来改造直隶练军。慈禧太后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阅同意。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直隶新军的建设上来，他一方面奏请调湘、淮军将领前来训练直隶六镇的新兵，另一方面，核定直隶练军章程，以湘军军制全面取代绿营军制。按照曾国藩的计划，除调刘铭传一万余人做拱卫之师外，还需新添万人。曾国藩一方面在本地募勇，一方面制定《练军步队章程》、《练军马队章程》等，全力练兵。到1870年5月，曾国藩的部队建设初见成效，一万多新军经过训练之后，变得有模有样，直隶的治安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与此同时，曾国藩亦全力投身到千头万绪的事务中去。虽然曾国藩对于直隶的生活一直不是太习惯，感觉北方的风过于gān燥，风大得时常扬起沙粒，chuī得人睁不开眼，厉害的时候，就好像屋瓦上跑过一群小jī一样。但曾国藩还是经常冒着这样的大风，深入到直隶广袤而穷困的农村当中。在直隶那几年，曾国藩操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直隶水利工程的兴修了，尤其是永定河水利工程，一直是曾国藩重点抓的一个项目。除此之外，直隶吏治一向以疲沓著称，曾国藩重点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积狱旧案。曾国藩jīng心推敲撰就了一副对联，亲题于督署大堂楹柱之上，以示与全省官员共勉：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对于直隶的吏治整治，曾国藩到任后接连烧了“三把火”，亲手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又制定了《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列出一系列赏罚细则，一次就参劾了玉田知县许chūn田等十一人，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直隶吏治的整饬很快见到了成效。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在文中，曾国藩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让全省上下务必学习领会：一是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世致用之学。除此之外，曾国藩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当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地方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如果直隶能够在教育上达到两江一带的水平，那么，无论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直隶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