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威胁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pào“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jiāo税，阿猫阿狗都不jiāo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让船只出入。
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gān，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从前。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做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shòu”的佛郎机人，坚拒他们入贡。
舔了半天，葡萄牙人连当孙子入贡天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gān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艘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pào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稣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人”要造反谋逆。
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良民大大的，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进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pào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pào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洲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pào，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pào。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雇佣军，准备派他们携大pào往东北帮助打满洲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候。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平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
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所以，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出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零柒
2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jian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地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jīng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茔（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其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辩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