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香玉》，记崂山下清宫两株花与一huáng姓书生的情事。两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风流多情，与书生俨然夫妇；一株耐冬，名绛雪。绛雪这名字实在起得好。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也叫她绛雪。绛者红也。这女花妖一袭红衣，芳艳绝伦，却又名雪，晶莹剔透，清冷孤高，不容亵渎。她与书生虽然诗词唱和，言谈甚欢，却能终不至于yín而只是良友。有个情节很有趣，说的是huáng生太想见绛雪，而绛雪却不肯现身。于是香玉便助纣为nüè，带了huáng生来到耐冬花下，用手掌从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约人的腋下处时，开始挠其枝gān，结果绛雪耐不住痒痒，笑着从花树中走出来。读此情节，那怕痒的花妖又平添几分娇憨。我后来查书，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里记载那株茶花高二丈，径数十围，应是千年古木，不是我们平日随处可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挠花树的痒痒，傻乎乎地指望从花里挠出一个美女来。我现在住的地方，种有很多茶花，从冬到chūn，姹紫嫣红。这些茶花太多了，太热闹了。不像我乡村的茶花，开在僻静的墙角，能叫闺女思chūn。
伊渡：
你喜欢花？
王跃文：
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
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
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从哪里弄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粗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开裂了的标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踢jī毛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撩开裤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别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只要开始尿尿，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满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互扯裤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裤子，别人冷不防将你裤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毕露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腰间，láng顾而行，提防别人扯裤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日清晨起chuáng，扒两碗头日剩饭，背上书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裤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
你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
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gān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gān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yīn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gān部当然知道。gān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gān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rǔ，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