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诸将，尤以郑成功为最，私心大过公心。倘使当初孙可望、李定国兵盛时他出兵配合夹击江南清军，南明必胜无疑。西南战事吃紧，他不去提兵营救永历帝，反而趁清军在云南追剿南明残军的时候，自己提jīng兵想攻占南京这个政治城市“复明”，更显示出他目的的不纯。
即使郑成功能够攻下南京，永历帝逃在蛮荒，鲁监国被他软禁，真不知他是自己在南京做皇帝呢还是随便找个朱家子弟当傀儡。所以，历史上的人与事，有时难以定断。
倘若南京不败，台湾不收，郑成功能否成为“民族英雄”，还是个疑问。随后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顺治十七年三月，清将达素与施琅统领满汉水陆jīng兵数万人、战般数百艘合攻厦门，被严阵而备的郑成功击败。清廷再征调大军准备大举进攻，但次年顺治帝病死。
眼见自己自长江败归后境土日蹙，趁清帝新死的这一缓冲期，郑成功加紧收复台湾的准备。为此，张煌言写信苦劝。因为，台湾收复后，郑军主力势必远离大陆，这与南明的抗清复明大业完全相悖。如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军队一样，高呼“抗日”，却转移到没有日本人的地方休养恢复，是一个道理。
郑成功不听，率水师进发，终于把荷兰侵略者逐出，收复台湾岛。当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郑成功取台湾，功在千秋。但以当时当地的南明事业来讲，郑成功此举完全是南辕北辙。
1662年4月，郑成功积懑成疾，吐血而死，时年三十八岁。
郑成功攻取台湾及在台经营之事，由于已经超出南明史范畴，笔者姑不详述。
抛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业不讲，在南明历史上，“私心自用，不顾大局”，这八个字，其实可以对郑成功盖棺定论。
但是，明朝亡，天下亡，郑氏能在一隅海岛保全大明衣冠数十年，诚为良可赞叹之事，决非能简单以“割据一方”四个字给台湾的郑氏下定论。
“国姓爷”的私心（12）
连“我大清”的“圣祖仁皇帝”康熙本人都赞叹这位敌手：“郑成功，真乃明朝忠臣，非为朕之乱臣贼子！”
郑成功怀故主之恩、守孤臣之节，一直耻为亡虏，磊磊落落，不事二朝，确为奇男子，大丈夫！
反观施琅，降而复叛，叛而又降，为清廷充当鹰犬，攻破明朝遣民心中最后一个心理堡垒台湾，这绝对不是现在小文人所称的“顺应历史cháo流”。
所以，施琅是个度量偏狭、认贼作父、反噬成仇的典型人物。
历史，不仅要用所谓的当代眼光去看，也要具体从历史高度去看。
倘以成败论英雄，施琅肯定是英雄。
如果自道德伦理的高度审视历史人物，施琅不过是个心理卑污的投效小人，包衣奴才！
弓弦一铰送君王（1）
——永历政权的终结
一世雄杰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使在他最恐怖的梦魇中，肯定预料不到，大明建国二百多年后，他的皇裔圣种朱由榔，会丧家犬一样，流落到蛮荒缅甸，渡过他人生最艰苦的岁月。
缅甸，在《明史》中，并非能侧身于《外国传》中，这个蕞尔小邦，只列于《云南土司传》的最后一编。
洪武二十七年，缅酋上贡，明朝设缅中宣慰使司。永乐元年，明廷又设置缅甸宣慰使司。所以，最早缅甸有二个宣慰使，皆是当地土酋，二百多年内向大明入贡不绝。
从明初到天启年间，缅甸对云南边地时有侵袭扰，特别是万历年间，屡生兵端，但这个土邦倒是一直奉明正朔，受明朝黔国公沐氏家族的“直辖”。
深入荒蛮群山中的蕞尔小邦，做梦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天上会掉下来个“朱皇帝”。
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守卫缅关的缅甸蛮兵发现，有两千多服色鲜明、脸色难看、行色匆匆的明朝人，或文或武，或步或马，拥簇着一个明huáng大轿，忽然出现在关门之外。
派出通事（翻译）一打听，方知来人一行非同小可，乃大明堂堂天子，“永历皇帝”。
世事如斯难逆料。
穷山恶水，竞困真龙！
注定要凝固的“欢乐”——永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
孙可望势力泡沫般的崩溃，使得李定国，永历帝等人一时间忘乎所以，觉得西南之地，大可安乐平静。
永历君臣没把进取或者恢复当作要务，反而在昆明城内庆功发赏，升官许愿，歌舞升平，上至君王下至重臣，没有任何忧患意识。
永历朝臣中的两个官员，高绩和金简，很感忧心忡忡，向李定国等人进谏：“今内患虽除（指孙可望），外忧方大。清军一直屯兵虎视，等我内斗方酣之时，很可能突然进击。我们如今情形，恰似酣歌于漏舟之中，熟睡于积薪之上，良可堪忧！二位王爷兵略颇悉，怎可懈怡如此！”
如此苦劝良言，李定国竟然听不进去，并向永历帝告状，二臣几乎挨到杖责。
要说李定国完全沉浸在“胜利”中没想事，也不尽然。当时，他主要的想法是攘外先安内，把注意力放在孙可望心腹部将王自奇、张明志等人身上。这几个人拥兵于楚雄、永昌一带，很让李定国放心不下。
于是，他亲自率军，迢迢跋涉，进攻永昌的王自奇。
众寡不敌之下，王自奇败走腾越（今云南腾冲），穷途自刎。张明志见情势不妙，请降受抚，总算少了一番折腾内斗。
从对明朝的忠诚角度方面讲，李定国绝对没有问题。他曾这样对手下人讲过：“曹操、司马懿有戡乱之才，喋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如果他们博取万世美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但他们一念之差，篡人国家，犹持huáng金换死铁，落得后人笑骂，直是太不值得！”
如此价值观，保证了他对明王朝的绝对忠诚。
击走孙可望之后，李定国本人有所膨胀，开始对刘文秀表现出排挤的态度，否决他请永历帝移驾贵阳的建议，并把他从前线召回，卸其军权。同时，李定国把在边诸将皆招回昆明，论功分兵，多寡不一。不料，清军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所以导致日后的兵败如山倒。
为此，刘文秀对手下讲，“退láng进虎，晋王必败国家！”虽然把李定国和孙可望相提并论有些过分，但对李定国的独断专行，此语极其贴切。
郁郁之下，加上军旅过劳，刘文秀竟然一病不起，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含恨而死。
临终前，刘文秀仍然向永历帝进献忠言：“清兵日渐bī近，国势日危，臣之妻子族属，一定会尽忠大明。倘事急，望陛下驾临蜀地，联合十三家之兵（昔日的大顺军余部），出营陕洛，说不定能转败成胜。此臣区区之心，望圣上鉴查！”
耿耿忠心，至死不贰。
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朝三路大军开拨。
平西王吴三桂一路向陕西汉中出发，经蜀地攻贵州；卓布泰一路向湖南出兵，经广西与线国安部清军会合攻贵州；宁南靖寇大将罗讬 与洪承畴一路，从湖南往攻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