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光弼一向军令严明，所以诸将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发号施令时，诸将都不敢仰视。然而当诸将看到李光弼挟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原先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其实李光弼对此也很后悔，所以愧恨jiāo加，终于积郁成疾，不久，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志则说是死于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遗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觉得还是取十四日为准。此前部将询问李光弼后事，李光弼说：“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这个时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却是天人永隔了。之后，李光弼将自己受封的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了将士们。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难过了一番，让鱼朝恩到李母家里去慰问——李光弼正是因为这个人才不敢来长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问，李光弼在天有灵，也一定气的够戗——然后又让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代宗命大臣们议谥号，最后谥李光弼为“武穆”，和后来岳飞的谥是一样的，不过同用这个谥的还有很多人，不一一列举了。将军们的谥中大多有个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仪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仪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来，对皇帝来讲，“忠”和“武”比，还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将李光弼安葬于三原，代宗下诏命百官送于延平门外。和郭子仪不一样，郭子仪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则没有这样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当然是凄惨的了，而陪葬则是很风光的事情，古时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对大臣的恩宠。也不难想象，郭子仪那般的八面玲珑，皇帝自然愿意接纳，而李光弼这样的脾气，则很容易得罪人，大约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认为，蕃将大都脾气如此，所以李光弼会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仪是汉将，因此更柔和一些。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bào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qiáng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禆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后人对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俗话说就是大花脸。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元帅李光弼将二于上，屡jian于公（前面写公讳宁字某，当指穆宁）。公守正不迁，积与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驰驿辄至，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代宗闻焉，为一二宰臣话之，至于叹息。”《旧唐书》中穆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谮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第一篇的作者穆员，是穆宁的儿子。这件事的两种不同记法，虽然语气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说到了李光弼欲杀穆宁，而穆宁到徐州又以理取胜，可见这件事李光弼确实有不对之处，但是穆宁的儿子对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说的这么不堪，实在很不客气。第一段中写时间是“李光弼将二于上”，当指李光弼没奉诏的那个时候，一个“二”字说明，在一些人眼中，这已经不单单是不奉诏这么简单了，甚至比“拥兵自重”还要严重；而穆宁则“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前三句还好说，但这最后一句，和前面那个“将二于上”结合起来，听起来似乎是说李光弼要谋反。穆宁是当事人，对事情应该是更清楚，唐书的写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思。难道李光弼真要谋反？可是，他又有什么理由谋反呢？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应该是穆宁的过度担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看待自己，所以才会被穆宁问的无话可说，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