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chūn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gān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jīng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huáng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she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第08章 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能力大小不同的序列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在这里虽然仅停留了两天，但我觉得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有韶华先生、陆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别。
从沈阳到北京约11小时的旅程。若乘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车的，因为乘飞机领略不到中国大地的辽阔。我坐在火车上，反复回味着这次中国东北之行，觉得这次旅行似乎很长又很短，很短又很长，也许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爆炸式的采访，觉得它很长。我背包里“满载”着材料，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显得零散，为此感到有些不安。
为了整理眼花缭乱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车来结束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间的软席卧铺。车内几乎坐满了军人、gān部模样的乘客。看上去中国人好像都穿着一样的人民装，但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较粗糙；高级官员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军人中，军官服四个兜而战士服只有两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序列呢？记得九年前访问苏联时，看到苏联火车的等级分得比日本还要细。我问列车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把等级分得这样细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嘛！”顺便说一下，听说目前中国薪金的等级序列大致如下：
副总理 400～500元
部长 200～300元
司长 140～200元
处长 80～150元
科长 60～90元
科员 40～80元
即使中国，薪金从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车经过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风很大，草木随风摇摆，在尘沙飞扬的地平线上尽是巍然耸立的石山。
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影，说中国人口过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人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了吧。据说，北京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内调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建设qiáng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qiáng国，立于世界前列。为此，举国上下，充满着努力奋斗、团结向前的气氛。街上到处都是“建设光明的社会”式的标语，把个人凝聚在一起，向着统一的目标，令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yín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