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jīng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六、如此帝国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外面看qiáng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gān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便他们手脚gān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jīng明qiánggān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dòng，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慡。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dòng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chūn风chuī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