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jian、看捉jian、惩处jian夫yín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jian夫yín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jian（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jian）。且不说“免死狐悲，物伤非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jian和惩处jian夫yín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jian人”，亦无“yín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yín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jian和惩处jian夫yín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因此，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理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rǔ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yín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jian夫yín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jī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jian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yín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yín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yín”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qiáng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jian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所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一）荤话与风话
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jian夫yín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rǔ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qiáng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jian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jian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jian，趋之若鹜地去看jian，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jian。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jian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
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jīng，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而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
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
什么是“闲话”呢？说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