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一轮的斗争也就开始了。10月4日，梅森在费城出版的《邮报》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0日，伦道夫在弗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理由。18日，格里在马萨诸塞作了相同的陈述。他们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争取民众，延缓批准宪法。
支持宪法的人也不甘示弱。10月21日，汉密尔顿以“联邦党人”的名义发表论文，批驳反对派。此后一年间，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时任邦联外jiāo部长，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三人共发表论文八十五篇，为宪法辩护，并于178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他们一派，通常被称作“联邦党人”（federalists），反对派则被称作“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但我们要讲清楚，这里说的“党”，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它是政治派别，不是政治组织，既没有入党手续，也没有党员登记，与其说是“党”（party），不如说是“派”（faction），因此federalists和antifederalists也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
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所谓“联邦主义者”，原本是“国家主义者”。后来和“邦权主义者”达成妥协，才变成“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其实也不是“反联邦”，而是“反宪法”。准确地说，是反对费城会议制定的那个宪法。反对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只要修改《邦联条例》即可，有的则主张另搞一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反对派都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唱对台戏，就把他们混为一谈。
反对批准费城宪法的理由，主要有三：制宪会议越权，缺少权利法案，危害各邦存在。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时持这三种观点。不满宪法缺少权利法案的，是一些“民权主义者”；认为宪法危害各邦存在的，则是一些“邦权主义者”。后者主要是后来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那些人，即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在他们看来，尽管大家都是“美利坚人”（americans），但并不共一个国家。各邦（state）才是各自的“祖国”，合众国则不过是一个“多国联盟”。或者说，“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联盟”。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是自食其力，小国寡民，即小国家、弱政府、非君主、自立宪，有点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6月6日，舍曼在制宪会议上说，许多事情还是放在各邦政府手里好。人们生活在小邦，比生活在大邦幸福。邦或许就应该像罗德岛那么小。太大了，政府就鞭长莫及。埃尔斯沃思在6月30日也说，全国政府只应该分担国家安全，他想要的却是邦内的幸福。每个公民的幸福只能在他的邦内获得，也只有在自己的邦里他才能有所指望。他的幸福有赖于邦权的存在，就像新生的婴儿需要母亲哺育一样。舍曼和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并非邦权思想最重的人，最终也都支持宪法。他们的想法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其实也是有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qiáng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qiáng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显然，邦（state）就是美国人的country，合众国（unitedstate）则是他们的nation。对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国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充满乡土气息的country是亲切的，而那个远在天边、八竿子打不着的nation，还有那个什么“全国政府”，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那时的美国，还是一片蛮荒大陆，没有飞机、火车、高速公路，谁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个什么玩意，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country），他们的邦（state）就是他们的country，为什么还要另外弄一个nation，而把他们的country毁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邦权主义者是不乏拥趸的。
民权主义者的情况又不同。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她的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那就是一个好国家；她的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好政府，有没有效能倒在其次。当然，政府应该有效能，但不能为了效能牺牲公民的权利。如果效能和民权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么，应该舍去的是效能。因为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这就很清楚了：政府，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才建立的。如果不能保障，要它做什么？
宪法也一样。一部宪法，如果在向政府授权的时候，居然只字不提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又是什么狗屁宪法？
这正是梅森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梅森对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不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维护陪审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宪法，实在是糟透了。
梅森这样指责宪法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权利法案之父”，正如麦迪逊是“联邦宪法之父”。1776年，梅森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公民权利法案”，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部邦宪法中唯一具备权利法案的。制宪会议最后几天，准确地说就是9月12日，梅森向会议提出增加公民权利法案的动议，而且可以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并不困难，几个小时就能弄好。梅森的动议得到格里的附议，却遭到舍曼反对（可见民权主义者和邦权主义者不是一回事）。舍曼说用不着。因为各邦都有权利法案，并不因这部宪法而废止，只要继续生效就行了。梅森说恐怕不行。宪法是最高法律，高于各邦权利宣言。宪法里面没有权利法案，公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表决结果，除马萨诸塞不在场，纽约无表决权外，其余十邦都反对，梅森的动议被否决。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倒不是因为制宪代表不重视公民权利，更非他们反对权利法案，只不过在他们那里，当务之急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会议已开了很久，大家都很疲劳，也有些不耐烦。再说舍曼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依照民主和法治的观念，但凡未经人民和宪法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联邦宪法既然没有授权政府侵犯公民权利，自然就不能侵犯。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岂不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