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可以做隐士？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当中，什么人是隐士？不做事的人。所谓“不做事”，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是要做的，否则他们吃什么？他们的“不做事”，其实是“不做官”。不做官也不是“不会做”或者“做不了”，而是“不愿意”。能做，会做，做得了，却偏不做，才叫“隐士”。
一 隐士哲学家（2）
道家，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哲学。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第一，儒和侠需要哲学，需要代表，是因为他们做事。做事，就要有理论依据，也要有哲学指导。隐士什么都不做，要哲学gān什么？要代表gān什么？第二，隐士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既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你何必说，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只能说明两点：第一，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不等于道家。准确地说，道家不是隐士，只是“隐士哲学家”。他们的立场、观点、态度，是隐士的，因此主张“不做”。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因此不能“不说”。说什么？把为什么主张“不做”的道理说出来。主张“不做”，同时“要说”，这就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道家。第二，作为“隐士哲学家”，道家其实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要救，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无为”。这就是他们与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因此，所谓“儒道之争”，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先说第一条。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gān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不妨举几个《论语·微子》中的例子。比如楚国的“狂人”接舆，就曾经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歌而过孔子）。歌，当然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怎么唱的呢？凤凰啊凤凰，咋就这么倒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过去的不可挽救，没做的还能追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话意思很清楚：如今这个世道，早就不可救药。你孔某人就算是凤凰，碰到这倒霉的时代，也只能是没毛的凤凰，还不如一只jī！现在那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你东奔西走找他们gān什么！据说，孔子听了立即下车，想跟他谈谈，接舆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接舆的歌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话，可就是明明白白的了。有一次，孔子要过河，找不到渡口。正好长沮和桀溺肩并肩在耕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长沮说，驾车的那位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驾车是子路的事，孔子怎么成了“执舆者”？回答是：因为子路下了车，所以缰绳就到了孔子手里。第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怎么能直呼其名？回答是：因为子路是在对长者介绍孔子。直呼其名而不称夫子，是谦虚，也是对长者的尊重。于是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是知津矣）！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长沮这是话里有话。他的意思是：孔夫子不是聪明绝顶吗？他连天下的出路在哪都知道，还能找不到渡口？当然，这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孔夫子早就知道天下的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两种解释，都通。
一 隐士哲学家（3）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问：先生哪位？子路说，是仲由。子路的回答也是称名不称字，也是谦虚、尊重。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之士”，何不跟着“辟世之士”？这意思也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只是拒绝与坏人合作（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避世）。
长沮和桀溺说完，就只顾埋头gān活，不再搭理子路。子路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说道：人又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鸟shòu不可与同群）。不跟人打jiāo道，又跟谁打jiāo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如果太平，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正因为世道看起来无可救药，这才需要我们想办法。
类似的话，子路也说过。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子路在后面跟，掉了队。为什么会掉队呢？估计是孔子坐车，子路步行，跟不上。这时，子路遇到一位“荷蓧丈人”，也就是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蓧（音掉）的老人，就问：先生看见我老师了吗？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孰为夫子）？这话也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指荷蓧丈人自己的，也有说是指子路甚至孔子的。这样一来，这句话也就有三种翻译。第一种：荷蓧丈人说，老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认得你们老师？第二种：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老师？第三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这三种解释谁是谁非，我们且不去管他，关键是之后子路的议论。子路说，别以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张行不通，那是老早就知道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有意思。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去推行呢？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尽义务，二是有希望。子路说，君子做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一个士人的责任而已（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乱了大伦。所以“不仕无义”。问题是，如果这社会彻底无救，君子就算做了官，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希望可救。唯其如此，孔子才开出了救世的药方。
以上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又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