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世界上有三种人挺发怵的，一种人就是胖子，胖子容易翻脸。还有一种人很严肃，从我面前很严肃地走过去，我不敢怀疑他目的的庄严性。第三种人动不动爱生气，朋友在一块儿吃饭，十来个人，一个人突然生气了，我赶紧检查我自己，是不是我惹他不高兴啊？但是我检查时都发现跟我没关系。
它还探讨了羊和láng的关系。世界上存在两种人，一种是羊，一种是láng。láng估计有1%，羊有99%，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羊。这个理论并不是我发明的，是八十年前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问题是，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láng，包括我们诸位偶尔也装láng。什么人最穷凶极恶呢？门口看门的大羊，你想进那个门很困难，你说看大门的大爷不是láng，他是一个羊，但是他最厉害，所以有一个词叫装大尾巴láng，在街上拿小旗的人也是很厉害的，这是事物的辩证法。
láng吃羊是一种必然，但真正最后羊还是能吃láng的。羊的唾沫能够把láng给淹死。这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必然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个推动事情和这个世界发展的特别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每天遇到的偶然比必然要多。比如讲我们到礼堂来，说见到我是一个必然，但是你在街上坐公jiāo车的时候，公jiāo车的人包括街上的人你起码遇到一千个，遇到这一千个人都是偶然，那么是这个必然重要呢？还是那个偶然重要？我们出门坐车，你挨着谁是一个偶然，两个车在街上相撞是一个偶然，有时候杀人也是一个偶然。
工地上的一个厨子刘跃进上街的时候丢了一个包。他要把包找到，不是为了包里的钱，而是为了包里藏着他的一个秘密。结果包没找到，却捡到一个包。谁知道这个包里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牵扯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开始来找刘跃进。几个偶然的事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又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报纸上登，民工在扒一栋高官住过的别墅，结果在墙里扒出一张几百万的存折。然后这个存折牵出好多人进了监狱。在偶然背后，藏着那么多的必然。
刘跃进的故事，来自于我的一个表哥。我表哥是工地上的厨子，但他从来不关心每天工地上做什么饭，他关心的是北京市政府的人员变动。一有情况，他就两天睡不着觉。要是政治局发生变动，他就三天睡不着觉。去年萨达姆死的时候他就没睡着觉，半夜给我打电话谈心。我表哥和萨达姆是启发我写《我叫刘跃进》的两个因素。世界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推敲起来，悲剧就会变喜剧。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我叫刘跃进》的扉页上。刘跃进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随便起的一个名字，结果全国叫刘跃进的有二十多万人，而叫跃进的有两百多万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作家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他对生活的创造是难以想象的，上帝的创造，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出现。我们不过是对他的拙劣模仿罢了
第32章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节选）
《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一只羊无意中闯到láng群里”的故事。因为捡到一个装满秘密的u盘，某民工建筑队的厨子刘跃进卷入了无数的意外事件之中，甚至牵涉到了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在快速的叙事、纷繁的线索、冷静的幽默中，状写了农民工走进都市后难以应对的遭际、迷茫与奋斗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让他装扮另一个人。一番车轱辘话说完，任保良有些蒙：“严总，你要演戏呀？”严格：“不是演戏，是演生活。”任保良一愣，接着笑了：“生活还用演，街上不都是？”严格：“一下没过好，可不得重演？”
任保良明白了，这戏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头：“可要说装假，你算找错了地方。工地几百号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真的还顾不住，来不及装假。”
严格的手机响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没接；端详任保良：“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来，似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咋给你这印象？剥了皮，世上最老实的是我。”
这时话开始拐弯：“严总，咱说点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该打了；材料费还好说，工人的工资，也半年没发了，老闹事。”
用手比划着：“一个月不出，我的车胎，被扎过五回。”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桑塔纳”。严格止住他：“我说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儿要钱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说什么，小院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刘跃进进来了。进来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往枣树上搭。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任保良喝道：“刘跃进，你要gān吗？”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gān了半年，拿不着工钱，妻离子散，没法活了。”原来，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韩胜利临走时说，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只给两天时间；两天再不还，就动刀子。韩胜利走后，刘跃进正兀自犯愁，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学校的学费，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两天，如果jiāo不上去，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欠人钱，儿子又催钱，任保良欠他钱，三方挤得，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他也知道，任保良手头也紧，想让任保良还钱，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个月，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走，任保良不给工钱；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老张，下来吧，知道你了。”
老张下来，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把工钱要回来。任保良马上急了：“刘跃进，你胡吣个啥？你妻离子散，挨得着我吗？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严格：“知道这谁吗？这就是严总。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他打工。”又抖着手对严格说：“严总，你都看到了，不赶紧打钱行不行？见天，都是这么过的。”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演得太好了。”又问任保良：“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jī撒了一地：“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人不用找了，就是他！”［记者访谈］
第33章 卢欢：《于丹——幸福的家庭生活》
【卢欢】
前日夜里，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打电话到于丹教授家里采访，没料到电话那头首先响起的是稚嫩的童声：“喂，您好！”接着就听到于丹在一旁哈哈地笑。我明白，这一定就是她3岁的宝贝女儿了。于丹没有马上接过话筒，而是柔声地教女儿喊我“小姨”。小朋友立刻乖乖在话筒边喊了一声，又来个自我介绍：“我叫苗苗！”这时，于丹才乐呵呵地接过电话，一边向我解释苗苗好接电话捣蛋，一边对苗苗说：“妈妈现在要工作了，去找爸爸、姥姥玩去！”小朋友一开始还不依不饶地喊着“我也要工作”，不过不一会儿没声响了，想必是和妈妈妥协了，出去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