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活的“相同”和“不同”
总而言之，一个作家真正的水平，不在于如何描写人物、故事、情节、细节，而在于书的背后，书之外，有无不同的见识。现在以我创作的几部小说为例，谈一谈如何考察生活的“同”和“异”。
第一，《一地jī毛》。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在考察一个问题：北京当时有1000多万人口，在上班、下班时候，街头挤满了自行车。每个人长得不一样，穿着不一样，秉性也不一样；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表情都非常麻木。这些人昨天知道今天要gān什么，今天知道明天要gān什么，他们的日子是重复的。从价值实现论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地方实现自己的价值，就会自杀。他们为什么没自杀呢？这些人还活着，而且活得这么愉快，表情麻木地往前走。最后我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在一个地方得到实现了，这个场所遍地都是，就是菜市场。每一个人一进菜市场就jīng神为之一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马上投入一场战争中去，就是讨价还价。韭菜多少钱一斤？1.5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1.5毛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说1.3毛，而且为了2分钱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2分钱丢到地上没人捡，但是到菜市场上两个人寸土不让，也就说明2分钱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2分钱的价值。当他们拎着哪怕只便宜了几分钱的菜往家走时，那种对于世界的战胜感，跟布什总统开八国首脑会议拎回一揽子计划所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的生活而言，菜市场比欧佩克会议、八国首脑会议还充满光芒。于是，《一地jī毛》头一句就是：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对小林而言，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
很多人说我写了很多小人物，比如说像《一地jī毛》、《三百万灾民》，我说错了，我不写小人物。我觉得这些买菜的人，街上骑车的人是大人物。大和小的概念千万别弄错了，我的大和小的概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他们一生的人品和处事多是下三滥的，有些人可能识字不多，但是深明大义，获得非常多的自尊，我把这些人当成大人物来写，大人物是写láng的，但是我发现他们很多斗争包括国和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有时候就像农村里一个妇女丢了一只jī敲着脸盆在骂街，采取的方针、策略、步骤是一样的。
第二，《故乡面和花朵》。《一地jī毛》之后，我花了八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故乡面和花朵》。当时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胡思乱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在每天24个小时中，我们的理性思维只占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在胡思乱想，夜里做梦更不用说了。如果胡思乱想没有价值的话，上帝为什么给它分配这么多的时间？我们都觉得理性思维是重要的，但是理性思维之外，胡思乱想是不是重要的？我认为是重要的。所以就出了关于胡思乱想的200万字的这本书。
第三，《温故1942》。这本书并不是我主动写的，是应一个朋友之邀而写的。这个朋友要编写反映上个世纪灾难史的书。1942年，河南因为发生一场旱灾而饿死300万人。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死的人还多。二战时候，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110万人。一开始我对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当深入河南调查的时候，我感到，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大家对这件事已经忘记了。我让我外祖母说说1942年，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饿死还严重，这引起我对这件事本身的关注。经过继续调查，发现并不是因为旱灾，是因为战争。接下来你又会发现不是因为战争，是因为政治。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三百万灾民，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会愤怒和悲伤，不，我的河南乡亲，临死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逃荒路上，老张马上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想到的不是妻离子散的生死之别，而是想到了两天前被同样饿死的朋友老李。他说：“老李前天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饿殍遍野，人吃人，已不是多么新鲜和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在逃荒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被饿死了。后来的逃荒者，扒下他的衣服，掏出一把刀子，从他屁股蛋子上割肉。屁股上已经没肉了，割着了骨头，一疼，他又活过来了。他仰起脸，看着拿刀子的人：“大哥，我还行。”拿刀子的人端详他：“大哥，你不行了。”他想了想，觉得自己真不行了，转头又死了。在《温故1942》被改编成电影前，我跟导演讨论，1942年饿死300万人，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拍成悲剧。因为面对悲剧，我们中国人采取的态度与众不同，是幽默，是遗忘，是一场喜剧。悲剧后面藏的是喜剧，喜剧后面藏的是忧伤。
第四，《手机》。《温故1942》之后，我又写了一个作品《手机》。《手机》这部作品和我以前的作品不是特别一样，小说《手机》跟电影《手机》又不太一样。
这个作品探讨的主要是谎话的作用。我们都觉得说谎是件坏事，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过谎话、假话、瞎话。现代社会人们的话语量急剧增加，电视台、报纸有几十个声音在冲着你说话。我们每天能说多少有用的话？我请教过社会学家，农业社会的时候人的话特别的少，有用的话一天都不会超过十句话！但是现在，一个语言学家统计我们的话语量每个人每天是4000多句。
有用的话是十句，你要说4000多句，也就说明除了这十句话，那4000多句话全部都是废话，要么就是假话。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东西手机。手机的出现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对世界的感觉是一样的。手机成为一个随身的携带物，四千多句假话都往手机里装，手机受不了，手机就会变成手雷。当时我跟冯导演在一起聊天，周围还坐着其他朋友，这真的是聊不下去，就觉得话语量是一个问题，就写了《手机》。科技发展有时也会带来人们生活的改变和人的态度的改变。手机的出现就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是远的好还是近的好？手机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距离，距离被人为地拉近之后，心是不是更远了？我的小说写了三部分，改编成电影后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电影一开始还是很温馨的，一个小媳妇想知道在矿上工作的丈夫的情况，镇上有一部摇把电话，她就跑到那里打电话。电话打通后，问丈夫最近会不会回家，矿上就用大喇叭把电话内容放出来了。摇把电话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而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危机。有那么多的废话和谎话往手机里装的时候，手机就变成手雷了。《手机》探讨的是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当生活充满了谎言的时候，我们生活得非常愉快；当谎言被揭破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了痛楚。这就是谎言的伟大的历史作用。在放映《手机》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把手机砸到了男孩的头上。
第五，《我叫刘跃进》。这部作品探讨了胖和瘦的关系。我自己以前也曾经胖过，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变瘦了。所有的人见到我，都问：“你是不是病了？”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被胖子统治着。然后我一看电视，真是，所有出来见面握手的都是胖子。我深受胖子的压力，中国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心宽体胖。体宽因为心宽，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胖了以后心眼更小了，这也是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