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大成至圣先师",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jīng,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可惜诸如此类的笑话并没能阻止帝国树立典型的热情。继孔子在两千年间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后,刘备的爱将关羽又在康熙年间被册封为"武圣人"。当时的候选人还有南宋的岳飞,但因岳飞曾与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战,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岳飞也好关羽也好,之所以备受帝王青睐无非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不过民间对于关羽则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义气深重。按照陈寿((三国志· 关羽传》 的记载,此公之重义,是连曹操都要被感动的,何况芸芸众生?自然奉为楷模。忠,是统治者喜欢的。义,是老百姓喜欢的。官方推崇忠,民间推崇义,关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崇拜,关帝庙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这又说明,伦理治国的方略曾经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不过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 四库全书》 ,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文字狱",制造人间悲剧。文字狱其实早已有之。汉律,"吏民上书,字谬辄劾"(刘勰《 文心雕龙· 练字》 )。一个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为"马(馬)"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大兴冤狱,还数明清。其中,若论chuī毛求疵,当首推朱元璋;论规模效益,则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点是神经过敏。即便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出现"则"、"生"、"殊"等字样,一律格杀勿论。因为"则"就是说他作"贼", "生"就是说他当过僧人,"殊"则是骂他"歹朱"。乾隆帝的特点则是大开杀戒。乾隆的文字狱,一是时间长,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范围广,平民百姓也杀;四是心肠硬,疯子胡话也不肯放过,马屁拍得不响也兴师问罪。然而就是这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居然厚着脸皮说什么"联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的罪恶行径是不可能不遭报应的。乾隆以后,大清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国和西方列qiáng打得瘫痪为止。明所遭到的报应则更具有戏剧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明末,崇祯皇帝派太监到宫外测字,求问国运。太监说了一个"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测字先生又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监又改口说是"申猴酉jī"的"酉"。测字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但却也说明一个道理:谁要是用咬文嚼字牵qiáng附会来屠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诅咒他!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五 一箭双雕
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汉书· 武帝纪》 )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谏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 ,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人,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体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qiáng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guinie),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