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jiāo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jī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事实上，也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qiáng制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它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巨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官员代理制度"。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吏"，也就是现代所谓"技术官僚"、"职业官僚"或"事务官"。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官"，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政务官"。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以吏为师"，结果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qiáng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因此，当他们进入中枢或派驻地方时，便能根据儒家学说推行礼教，处理事务，并自动进行控制调节，保证各地区的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另外，由于深受"忠君爱民"信条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贪赃枉法昏庸懒惰的也有，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腐败，却不会谋逆；可能弱智，却很难造反。至少，在所谓"承平时期"是如此。当然，国难当头之际，兵临城下之时，也会有人临阵脱逃、里通外国、苟且偷生、卖主求荣；但同时，更不少人会挺身而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披肝沥胆，与敌周旋，甚至杀身成仁，如颜真卿，如文天祥，如史可法，如huáng道周。这样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以儒生充任官员的好处，还在于这些人是"士"，是读书人。也就是说，他们进人国家政权机构，不是因为掌握了资源（土地），掌握了财富（金钱），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政治资本（功绩）或者特殊关系（裙带），而是因为掌握了知识（学问）。这就安全。一个人，如果功劳太大，势力太qiáng，钱财太多，资源太丰富，他对帝国就会产生威胁。儒生掌握的那点知识和学问就不要紧。因为那些玩意除了为帝国效劳，没什么别的用处，也造不了反。实际上，较之地方豪qiáng、割据军阀、行商坐贾、功臣勋贵，儒生更亲近皇帝，更赞成帝制，也更主张独尊儒术，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知识和学问只有依附于帝国，才有价值，也才有用武之地。这是他们不会也不愿反对帝国的原因。相反，由于他们以忠君和爱民为jīng神支柱，以耕读和游宦为全部生涯，既能保持与小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因此，当他们走遍海角夭涯时，就会把礼乐教化和中央jīng神带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帝制意识形态的义务宣传员，伦理治国的自觉维护者和执行者。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则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缙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官员、未仕举子、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这四种人组成。其中，退休官员是过去的官，未仕举子是未来的官，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则一般也有"功名"或"闲职"，由朝廷钦赐"冠带荣身"，算是"名片官员"，因此叫"缙绅"，也叫"绅士"。缙绅的本义，是大臣上朝时用来插？？？的腰带。绅士，就是系绅带的士。士，就不是官；系绅，又有一点官的意思。不上朝却又有插？？？的腰带（荣衔或闲职），则说明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也说明他们能够游走于官民之间。
显然，这是一些处于朝野之间，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人，是帝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尽管帝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员，但要真正做到"德被苍生"，还是力不从心。尤其是明代，明令禁止官员擅自出城，违者以"扰民"论罪，判处极刑。这样，广大农村的礼乐教化甚至民事纠纷，也就只好拜托这些缙绅偏劳了。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又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因此会白觉地推行教化维持秩序，地方官则可以安居城中坐享其成，闲来则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帝国无须增加编制而义务效劳者甚众，未仕和致仕（退休）的都是它的帮手。这岂止是一箭双雕？简直就是一本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