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dàng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láng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jīng英和文化jīng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jì女为能事（《致新cháo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jì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jīng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gān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jiāo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jiāo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