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旧社会）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在为别人做人，结果所有的人都没有人权，就连“位极人臣”者甚至皇帝本人都无法例外。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在实际上都活得“猪狗不如”，而是说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沦为猪狗。
因此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皇帝害怕失去宝座，臣子害怕失去恩宠，显贵害怕失去权势，因为一旦失去，他们的境遇未必会比平民百姓好多少。
平民百姓当然更是贱若草芥命如缕蚁。他们被称作“草民”，也就是可以随便践踏、蹂躏、踩上一脚的意思。“青天大老爷”一声令下，就可以扒了他的裤子打屁股。如果胆敢抗争、申辩、讲道理，一个耳光就会扇了过来。人权？什么人权？没听说过。
没有一种制度来保证我们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一种制度能对我们的人权负责。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对自己负责，谁又能对我们负责？由于长期不负责任，久而久之，我们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旦有事，便推诿于他人，比如说是别人要我们gān的，或者是轻信了别人的谣言蛊惑，上当受骗等等。这几乎是中国人在检讨自己时最常规的方式之一，可谓无论贵贱贤愚鲜有例外。某大学便发生过这样的事：某教授主编了一本论文集，分稿费时自己先拿走一半。众人不服，告到系里，该教授竟然辩称：“不是我，是我老婆分的。"的确，中国人在检讨自己时，“从来不是彻底反省自己的整个所作所为并为之承担责任，而总是把罪过推给外来的偶然gān扰；如果说个人有什么责任的话，也只是由于‘不谨慎’，让外来的尘垢蒙蔽了纯洁的本心而已。
”（邓晓芒《灵之舞》）这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忏悔的。
前面说过，忏悔有三个前提：有罪，自知有罪，通过自我反省而自知有罪。这三条我们都很缺乏，尤缺第二条）所以，即便“最具忏悔意识”者，如巴金，得出的结论也只是自己不该“违心地”gān了不该gān的事情，或没有及时地“下决心”
不说假话，却无法意识到“我们该忏悔的并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
（邓晓芒《灵之舞》）。而且所谓“违心”，说到底也仍旧是别人的不是，自己顶多只有一半责任（决心不够）。当然，巴金老人能把话说到“我们自己吃那一套”
这个份上，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但这仍然不够。如果把事情归结为“违心”，那就仍然是把自己视为个无意识的工具，一个可以任意使唤的“齿轮”或“螺丝钉”。责任仍然是别人的，或历史的，没自己什么事。然而真正的忏悔却是要把自己的罪行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不是别人要我做和这样做的，而是我自己要做和这样做的。这才需要忏悔，也才能够忏悔。不过，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是为自己做人，而是为别人做人，而且是专门做给别人看的。唯其如此，忏悔才变成了标榜，假话才说得真诚。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做，怎样表演，都是为了别人“看”。要看谦虚，就表演谦虚；要看检讨，就表演检讨；要看自轻自贱，就表演自轻自贱。总之，要看什么，就表演什么。如果自我批评吃不开了，就改成自我表扬。反正不管怎样，目的都只有一个，即他人的好评。
所以，真诚总是必要的。真诚，说明“态度好”，“有悔改之心”，则先前的过错便可以既往不咎，天大的罪行也就有了可以减免的理由。相反，如果不真诚，被人看穿，或视为“弄虚作假”、“装模作样”，则说明“态度恶劣”、“死不改悔”，不但不能宽恕，反而要罪加一等。至于所说是否真实，则没有人管。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真正的“罪”只有一种，那就是“被逮住”；对他人最大的伤害也只有一种，那就是“揭短”（陈宣良《死与道德》）。这时，被逮住或被揭发的，也就只好“违心地”去做检讨。如果能够不“违心”，那么，按照他的“本意”、是决不愿意做什么“检讨”，在大庭广众之中出丑卖乖的。可见，违心不违心，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中国人也没有忏悔，只有后悔。
后悔什么？后悔“不小心”或者“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结果，也就只有“教训”，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反省”。所谓教训，也就是下回注意一点，不要“被人看见”，或“露了马脚”。最多，也就是再加上不要听信谗言、意气用事，或者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等等。反省？反省什么？！我又没有错！
这也是我对某些人的“忏悔”不抱太大指望的原因之一。说到底，忏悔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做人，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自己不想做人，或自以为问心无愧，我们也拿你没有办法。
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阿
Q。
十二阿
Q的故事
阿
Q和祥林嫂是两个极端。
祥林嫂死得很悲惨，阿
Q活得很窝囊。
说阿
Q活得很窝囊，不是说他没有金钱、地位，一辈子给人当牛做马，还要受人欺负等等。阿
Q是受人欺负，但他也欺负别人，比如欺负小
D，这就算扯平
了。某些一贯欺负他的人，比如王胡，阿
Q还找机会报了仇。他曾扬起右手照着
王胡的后颈窝“直劈下去”，且让那家伙“瘟头瘟脑的许多日”，这就不但要算扯平，简直还有赚头。何况阿
Q还欺负过小尼姑，而且在欺负之后还有人喝采，无异于人赚了一把。阿
Q并没有吃亏。
阿
Q的生存环境也不比祥林嫂差。他是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地位，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至少曾经有过，满把银的铜的，很让人看了眼红。他又见过世面，知道城里人管长凳叫条凳，煎鱼用葱丝，连小乌guī子都能把麻将叉得jīng熟，让听的人都因此而“掇然”（羞愧而脸红），这就很是风光，也很是体面。及至后来做了“准革命党”，面子就更大，连赵太爷也怯怯地叫他“老Q”。虽然这些终
究是过眼烟云，但如以“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论，阿Q并不能算贫，
也不能算乏。
要说缺点什么，也就是缺女人。但他毕竟在小尼姑的脸上摸过了，也曾在戏台底下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虽然隔着一层裤），还向吴妈求过一次爱（虽然并未成功）。倘不以成败论英雄，也要算恋爱过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阿
Q活得够本。
何况阿
Q并不曾像祥林嫂那样，被视为“不祥之物”和“不洁之人”，“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相反，未庄的人还很喜欢他。忙人喜欢他，因为他“真能做”；闲人喜欢他，因为可以撩他玩。不管为了什么，喜欢总归是事实。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