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雍正的这一系列举措，是既有道理又可操作的。可惜其收效却甚微。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各种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张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调任四川臬台时，在北京就又送了15000两银子的“别敬”。其中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每人400两，六部尚书每人100两，侍郎每人50两，军机处秘书每人也有16两。至于使费、部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也都照收不误。这还是“非典型腐败”。典型的腐败就更是骇人听闻。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14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16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100倍。看来，高薪也未必养廉。
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谁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年千把两银子怎么抵得住？这还是“清知府”。如果是和珅那样的大贪官，这点养廉银哪会放在眼里？所以，高薪养廉只可能对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起一点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坚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制腐败，顶多不过扬汤止沸而已。
问题在于，即便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在高薪养廉的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败，无法抵制非典型腐败。比如张集馨，就是操守较好的。林则徐当然也是。但他们也都既收规礼，也送规礼。为什么？就因为那“礼”是“规”，是规矩，是规约，是游戏规则。你要想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何况，陋规虽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丑陋，反倒很有人情味。比如冬天送的叫“炭敬”，夏天送的叫“冰敬”，也叫“瓜敬”。送点木炭送点瓜，总不好说是行贿受贿。这实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贿甚至勒索，却弄得温情脉脉。结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个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国是连做人都做不了的，何况做官？
还有，就算你不爱钱，也不在乎升迁，你总不能不为属下着想。你的家丁、童仆、跟班等等，千里迢迢跟着你到外地做官，图个什么？你的书吏、衙役、门子，为你鞍前马后东奔西走，又图个什么？他们可不是什么“圣人之徒”，没读过四书五经，也没什么平治天下的理想。他们除了想跟着你风光风光，吃香的喝辣的，也就是想多捞几个。你自己不要，还能不让人家要？如果你这里总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们就会跟别人去了。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观念，择木而栖他们还是知道的。
况且，你可以不为自己的属下着想，却不能不敷衍上级的属下。所以，长官的门房那里，你要送“门敬”；长官的跟班那里，你要送“跟敬”。如果不送，那好，你就别想见到长官，而关于你的流言蜚语却总是会飘到长官的耳里。因此，就连位极人臣的军机宰辅们，有时也不得不笼络得宠的太监。因为太监虽不入流，却是皇上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总是比别的人亲近，也比别的人方便。想帮你或是想害你，有时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岂能“小看”？同样，长官身边的人，你当然也马虎不得。
四、高薪未必养廉（3）
好了，你既然要敷衍上级的属下，也就不能不让自己的下级来敷衍，不能不准自己的门房、跟班接受“门敬”、“跟敬”。那就太不近人情了。何况这也很难说就是腐败。国外酒店的门童也收小费的么！只不过，他们的小费是根据服务的好坏来定的，而在咱们这里，门敬、跟敬的多少却取决于长官的官阶，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种种陋规，虽然范围有大小，数额有多少，但都无不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权力。总督巡抚为什么要孝敬军机宰辅？下级官员为什么要结jiāo首长秘书？就因为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所以，规礼的数额虽然一般以官阶的高低为准则，却又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张集馨当陕西督粮道的时候，送给巡抚的规礼就比总督多。巡抚的规礼按季送，每季1300两，一年四季共5200两。总督的规礼按节送，每节1000两，一年三节（chūn节、端午、中秋）共3000两。这是因为，总督的官虽然比巡抚大，但隔了一层，不是直接领导，也不同城（陕甘总督驻节兰州，陕西督粮道则和陕西巡抚同在西安），权力和影响力反倒小一些。这就叫“县官不如现管”。所以，哪怕你面对的只是一个科员，但如果你的案子正好归他管，你就得意思意思。部长那里，倒未必一定要打点。也就是说，在这里，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权力，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权力。
五、有监督就行吗（1）
腐败确实与权力有关。据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就至少同时存在着非典型腐败的可能性。我曾在西北的一个军垦农场呆过十年。那时，我们每年只有在chūn节的时候才能吃到一顿大米饭。这样，米饭的分配就成了一种权力。当然，这顿米饭是凭票定量供应的，理论上“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你碗里的是否足量，却往往在于炊事员的一念之差。所以，那些特别爱吃米饭的南方知青，便会在这时格外讨好炊事员，比如在打饭时脸上堆满了笑容。某些更乖巧的，则提前做好了公关工作，送足了诸如饼gān糖果之类的小恩小惠。这样，在米饭分配完毕尚有少量节余的时候，他们便可在厨房里再吃一碗蛋炒饭。
诸如此类权力与利益的jiāo换，咱们中国人几乎无师自通，并不用读多少书。就连一个农民工都知道在揽活的时候，要先给包工头递一根烟过去。有一年秋天，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一个女知青忽然叹了一口气说： 今年冬天让我剥棉桃就好了。军垦农场冬季的农活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剥棉桃，一个是拉沙子（也就是将沙丘里的沙子拉到地里以改良土壤）。拉沙子要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出工，又苦又累；剥棉桃却不必出门，可以边烤火边聊天。所以当时就有人插嘴说： 那你探亲回来的时候就该给连长带包酱油膏。那时，农场里吃不到酱油。要吃，就只能靠知识青年从城里带固体酱油。这当然也不算什么，更谈不上是腐败，但事不同而理同。在那些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眼里，州县们一张几百上千两的银票，不就是一包酱油膏吗？分配工作的时候，是打发你到贫困县，还是安排你到富裕县，不就是拉沙子和剥棉桃之别吗？知识青年送给连长们的酱油膏，不也可以看作一种“孝敬”，或者gān脆叫做“酱油敬”吗？一个懂得给连长、排长送“酱油敬”的人，当了州官县官以后，当然会懂得给巡抚、总督送“冰敬”、“炭敬”。培育“非典型腐败病毒”的温chuáng，是到处都有的。
实际上，只要存在着权力，只要这权力能给别人带来好处或者造成伤害，权力的拥有者和这权力的受益（或受害）者之间，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权与利的jiāo换关系。然而，权力又是不可能取消的，除非你能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氏族社会。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