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词说：“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yīn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现在是女qiáng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台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希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竐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记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二00二年八月于高雄左岸。
附：追寻母亲林海音的足迹
作者：夏祖丽
为母亲作传寻访北京故居
上个月，应天下文化出版社之邀撰写《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５岁起，住了２６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火奎两位堂兄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歇—当年的chūn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城南，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大片四合院，如今就要拆了。
母亲刚结婚时，在那儿住过几年。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妹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四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今年７４岁的祖火奎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 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
祖火奎堂兄说：“把六叔六婶两个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新”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小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荫下玩沙箱，奶妈宋妈 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５０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寂静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大门，人来人往，多热闹呀外公早逝，母亲扛起家计民国２０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平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一病不起，竟然４４岁的英年，病逝在北平。
算算外公在民国１１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共住了９年。
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１４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６个年幼的弟妹。外婆是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
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家，早已不是台湾老亲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什么个情景呢后来我在北方jiāo大宿舍里问堂兄祖火奎，他说：“在我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老是亮着。家里有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是板桥人，今年７４岁的张光正在北京三里屯寓所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妈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gān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世界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母亲以画作表达对家庭的眷恋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也不会。
三姨告诉我：“大姐上班后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姐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团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１９９０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举办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克宾１８８５－１９１７ 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
母亲在一幅《迷途》画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于是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妈，那是画盃”我笑了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盃”她说。“对，不保孩子会走丢，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Ｓｗａｇｍａｎ，这种男人情愿风餐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làng，唯一的伴侣就是一条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往往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