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蝗虫而来的，是从四面八方拥来的数十万饥饿流民。他们抛弃了世代厮守的乡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跋山涉水，抵达帝国的都城。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如果全天下人都在饿肚子，至少皇帝那里总还是有东西可吃。至于长安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并不知道。就算有足够的食物，皇帝会慷慨赐予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否则也绝不敢来麻烦皇帝和朝廷。如果皇帝赏赐食物，那么就吃；如果皇帝不肯赏赐食物，那么就死。死在长安也好，死在天子脚下，至少可以让皇帝知道，他们是被活活饿死，至少可以让皇帝看看，他们在死前又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他们将用他们温顺的死亡，作沉默的反抗。
面对流民大规模拥入长安这样的突发事件，王莽本来早有预案。王莽颁布过五均政策，当粮食价格处于低位时，由国家从市场购买粮食，作为储备，一旦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则抛售储备，以平抑粮价。
此时，中央政府拥有的粮食储备，正好派上用场。王莽于是命宦官王业为养赡官，责成其开仓放粮，赈济流民。王业荣任养赡官，粮食分配大权在握，再没有比这更肥的肥缺了，尤其是在今年满世界饥荒的大背景之下。如今，王业手中的粮食乃是比huáng金更为稀缺的物资。汉代的米价，平均一石约为一百二十钱，在汉宣帝时，最低曾经到过一石五钱，如果是这时，王业将粮食赈济出去自然不会心疼。然而，眼下的米价却已经飙升到一石五千钱，bào涨了数十倍不止，而且依然供不应求，王业就不免开始了算计：与其送给流民白吃，不如拿去高价卖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趁此时大赚一笔，等到灾年过去，米价恢复正常，再想有这样bào利的机会可就难了。至于流民的饥饿嘛，忍忍也就过去了，这么贵的粮食，白给你们这些贱民吃了岂不可惜。
于是乎，王业伙同手下小吏克扣公粮，中饱私囊，大发国难之财。灾民的食欲只能屈服于官吏的贪欲，长安城中饥馑日甚一日。大臣纷纷上书弹劾王业，王莽接书大怒，责问王业。王业狡辩道：“陛下不必多虑，所谓饥馑者，皆流民也。”王莽斥道：“天子无外，流民也是朕之子民，何得使其饥饿？”
王业匍匐汗下，唯恐贪污败露，只能嘴硬到底，谎称流民都已安置妥当，并从市场买来粱饭肉羹，持示王莽，道：“居民日常饮食，皆如此。”但凡帝王，大多幽处深宫，对民间何尝有过调查研究，最多临朝听政，做一耳食之徒。而这也就决定了历代帝王之通病：总是高估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准，同时也高估手下官僚的道德水准。王莽也不例外，看看王业手中的粱饭肉羹，嗯，有荤有素，有粗有细，既健康，又营养，当即大喜，对王业厚加赏赐，奖励其办事得力。
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王业只是象征性地发放了些许粮食，导致的结果便是流民十有七八被活活饿死。以流民总数五十万人计，则饿死者当在四十万人上下。饿死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因为不曾亲见，只能说毫无概念，因为你根本无法想像。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虽是战争行为，却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而在长安活活饿死的这四十万人，却并非因为战争，纯属帝国官吏的腐败和不作为。《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观新朝王莽之败，岂虚言哉！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shòu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而在这样的乱世，孟老夫子笔下的君子看起来更像是伪君子。流民们为了生存下去，且莫说是禽shòu，就算是人，也开始被杀死充作食物。
那些侥幸没被饿死而且也不愿吃人的流民，每日在官兵的监督之下进入长安城，排队领取限量供应的菜汤或稀粥。他们在队伍中安静地等着，也不知道轮到自己时，菜汤稀粥是否还有。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许就有人忽然跌倒，头一歪，睡了过去，再也不会醒来。其他的人，只能相对无言，心内饮泣，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我们所谈论的，并非一朵花的凋谢，并非一滴水的湮灭，而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在饥饿中凄凉死去。陆游有诗云：储泪一升悲世事。此情此景之下，这句话是多么的小资！面对如此惨剧，即便以东海为双眼，以长江为泪腺，其悲又如何能够？《四十二章经》记佛说：“既离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情完具难；六情完具，生中国难。”呜呼，这些流民虽得生于中华上国，却罹遭乱世，其命运之凄惨，反不如盛世之犬马，而又何幸之有！
【No.10 胎死腹中】
在流民入城的队伍之中，有两个并不起眼的人，其中一人将另一人背在肩上。他们混进长安城后，便离开了流民的大队伍，直奔宗卿师李守府上，用力捶门。老仆人袁九开门一看，原来是两个流民，拿棒来打，边打边叱道：“滚。”那人迎棒而跪，泪如泉涌，大叫道：“九叔，别打了，是我，袁安呀。”
袁九定睛端详，果然是自己的侄子袁安，大惊，连忙让进，又问背上背的是谁。袁安并不回答，只是大声催促，赶紧带我去见老爷。
袁九见袁安从故乡宛城千里而来，必是有要紧之事，不敢怠慢，立即将袁安领入。袁安见到老爷李守，放下背上之人，叩头流血。
李守身长九尺，合今两米零九，高大威猛，容貌绝异，居家如宫廷，最为看重礼节。李守坦然接受着袁安的跪拜，又见袁安背来的那人瘫软在地，头戴罩帽，看不清面目，便问是谁。
袁安答道：“是李季少爷。”
李季，乃是李通从兄之子，李守的侄孙。李守闻言大怒，道：“大胆李季，见了老夫，为何不行礼？”
袁安大哭道：“老爷可怪不得李季少爷。”
李守怒目而视，道：“见尊者而无礼节，为何怪不得？”
袁安道：“因为……李季少爷已经死了。”说完伏地痛哭，不能自胜。
李守大惊，急忙近前，揭开罩帽，果然是李季，都不用试鼻息，仅看其形状，便知已死去多时。李守大为伤感，黯然问道：“几时死的？”
袁安道：“五天前。”
“这么说，你是一路背尸背到长安来的？”
袁安木然地点点头，他平静地叙述着，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和李季一起从宛城出发，走到半途，李季得了急病，不可医治，转眼便死。他一时间也没了主意，本想把李季带回宛城安葬，但此行是特地要给老爷报信，十万火急，耽搁不得，必须要尽快赶到长安。本想先就地草草掩埋，又怕被流民或野shòu吃去，留不了全尸。这才将李季背来长安，等报完信，再用车运回宛城，体面下葬。
李守老眼含泪，欷歔良久，赞道：“好个袁安，真义仆也。这一路行来，该是怎样的辛苦！”
袁安道：“不觉苦，只要把信带到，死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