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姓戴的自己从未上过一件公文、打过一张报告，可在所有标示了‘特’字档的资料里，大元帅都批有‘会戴雨农’、‘会戴先生处’、‘转戴先生专责处分’、‘转委戴笠即办’这一类的字样。”
“老弟此身不在公门，对公门中事倒不陌生，可谓别具慧眼了。”贺衷寒朝李绶武比了个大拇哥儿，孰料李绶武摇手带摇头，道：“贺先生，在下还没把要紧的事说出来呢。您道为什么是这些先生们如此备受知用呢？”
贺衷寒给兜头这么一问，颇有猝不及防之感。然而此问问得巧妙：“老头子”凭什么独对这几个人别睐青眼，特加赏识？比方说，论嫡出huáng埔一期的身份、论秉笔成文的学养和才华、论对主义的熟悉、对群众的掌握、对战术战略的研究，他贺衷寒不在任何人之下，怎么偏偏不如这些人得邀眷顾呢？
“原因很简单，”李绶武洒然笑道，“其一，浅薄得很——他们全都是浙江人。其二，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些个不尴不尬的小意气，正好相互牵制。其三，他们都能听大元帅之令行事而将那事做得比所下之令完备——而又不声张。在下说的这些其实都可以从这些往来文卷之中察知。”
贺衷寒肩膊一松、胸腹一塌，像只猛可给抽去了棉芯子的枕头，果尔泄尽气力——李绶武说得的确不错，“老头子”用人并非不审材相力，而是在材力之上更讲求忠诚以及谦退。就行事低调这一要求言之，贺衷寒力求表现、锋芒毕露的风格自然讨不了便宜。他沉吟了，无言以对了，好容易迸出“那么——”两个字，又深深瞅了瞅李绶武，惨然道：“你还看出些什么样的门道？”
“那一日居先生把在下揍了个半死，之前我听诸位谈起要‘报销’两个人，一个姓汪的，一个姓钱的，可有此事？”
贺衷寒皱眉觑眼抓耳挠腮想了好半天，才道：“好像有这么回事，是两个老漕帮荐来的年轻人。”
“请贺先生听在下一言，”李绶武神秘地一笑，道，“此事千万不可、万万不可。”
“为什么？这两人分明是老漕帮万子青父子派到大元帅身边来的细作——”
“万子青去年年中就因病过世了，这两人他根本来不及结识。”李绶武道，“至于万砚方么，非但不必为敌，反而可以引以为友。”
“这——怎么说？”
“在下刚读过的这几份文卷里写得很清楚——”说着，李绶武已经将手中的一叠“特”字号档案连厚纸封一同递了过来。
第一份由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也就是居翼之外号称“龙王一翼”的三大护法——联名具衔的一纸报告，内容平淡无奇，只是就杭州最早一家名唤大有利的发电厂所作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资金来源、资产估算、营收细目和逐月登录的收支账。贺衷寒看得一头雾水、满眼繁星，正待追问，李绶武已看出了寒伧，径自说道：“这大有利电厂原先是个电灯公司，属天地会中哥老会一个会首洪某人的物业。到了十八年上，发电事业收归省办，由政府出重资收购，那洪某人得了不少补贴，油电生意便做大起来。去年建杭江铁路，省里缺一笔周转款，打算将电厂再让给企信银行团，日后再改成个公司什么的，也好朝新派经营的路子上发展，这份调查报告就是这么个来历。”
“这是财务方面的事，怎么列在‘特’字号文卷里？”
“非但如此，大元帅还亲笔批jiāo戴雨农专责办理。”李绶武又指着第二份档案，继续说道，“再看这个。”
接下来的这份文卷更离奇，谈的是国民党宿迁县党部征收该县东岳庙，改做演讲厅的一桩琐事。签呈署名为宿迁县长童锡坤，亦直上“老头子”批示，批文写得一清二楚：“委戴笠督办”。
“连这样的小事都——”贺衷寒说到这里脸色忽地一变，先是双颊青白、继之印堂也暗了下来，两抹红cháo自耳根之下沿法令纹泛上鼻翅：“哎呀！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一桩bào动——我几几乎忘怀了！”
“因为那东岳庙是小刀会众醵资兴建的一座极乐庵的庙产。”李绶武道，“qiáng征地方会党的产业，又不予人好处，自然要闹哗变了——贺先生请再看这几份档案。”说着，索性将底下那几份文件往几上一扇铺开，作孔雀开屏之状。
摊在表面上的同样是民国十八年签报的一份公文，具衔的是山西大同县政府，注明副本呈古物保管委员会，说的是云冈石窟佛头遭宵小盗斫九十六颗的一宗案子，县府呈上这份公文的目的是在说明释放该案首谋邢福双的原因。但是详细叙述其原因的附录文件并不在卷中——它被人签了个“永平”字样便消失了，空留骑缝的半个蓝色“机密”印章残迹。
“这邢福双是居伯屏引进来的谍报人员！”贺衷寒显然又是一阵骇怖惊恐，连声音都抖颤起来：“‘永平’是戴笠的化名！”贺衷寒再往下翻去，紧挨着大同县政府这一宗文卷底下的却是与宿迁和大同两案全然无关的另一件事。此事贺衷寒原本是极为熟悉的——
原来是不久之前的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老头子”在老漕帮万砚方的建议之下忽然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以及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等各本兼专附之职，围绕在“老头子”身边这一批死忠之士便商议着该如何挺护故主复出，而有“三民主义力行社”等大大小小的组织相继出现。照说贺衷寒是此中极为核心的分子，对于一切筹措布置可说是不论巨细靡有孑遗。但是眼前的这宗文卷贺衷寒却从未过目——它是由一个署名“佑洪”的人所写的。乍看之下，贺衷寒还以为“佑洪”又是戴笠的化名。然而往下再看去，竟有“老头子”朱批：“速向戴先生请示，勿误！”显而易见，这“佑洪”当非戴笠本人。且可能由于“老头子”行文过于心急，竟然在“勿”字上多点了一点，使之几乎成了个“匆”字。以“老头子”书写习惯言之，即便那字写至中途发觉有误，也要一气错写到底，最后再圈去重写，是以批文上留下了明显的涂改痕迹。
至于这个“佑洪”的呈文内容，贺衷寒更以为是不可思议的事，它根本无关乎政军要务，大意不过是向“老头子”报告：“远黛楼”旧址已经寻获，证实是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美租界外一处叫做huáng泥塘的地方，现址已经封锁，日内即可鸠工整顿。所欲“敦请”“老头子”“钧裁”的部分是“趸迁日期”。
贺衷寒前思后虑，硬是悟不出“趸迁日期”之意为何来。试想，自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变以降，举国所关心注目者皆在抗战一事上。无论重攘外抑或重安内、先剿匪还是先抗日，要之“老头子”的一言一行，可谓动见观瞻，也因此才有下野徐图之议。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时刻，怎么还会有迁居至某楼旧址之类的文卷上呈？而“老头子”又怎么会急批jiāo发戴笠处分，甚至写错了字的情境出现？此外，倘若呈文者“佑洪”所请示的是迁居日期，又怎么用了“趸迁”这样一个怪字眼？再有一个，便是这“远黛楼”看来真是十分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它的来历了。贺衷寒且迟疑着，倒听那李绶武昂声说道：“贺先生要是想不起‘远黛楼’来，我捱那居先生一顿好打可就有些白白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