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深悔处置失当，应该作为自己的意思，有所建议，不该将罗龙文的信给他看，变成受人要挟，不得不听，在气量狭窄的赵文华，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事已如此，只得将错就错，索性威胁他一番。主意打定，便即摆出忧形于色的神态说道：“华公，即令罗小华是在受胁迫之下，写的这封信，可是他说的话，是实在的情形，不能谓之为危言耸听。”
“何以见得？”
“事情很明显地摆在那里。狗急跳墙，人急悬梁，bī得他们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胡宗宪说，“倘或华公一定坚持原来的主意，拿徐海与洪东冈视作叛逆，一起治罪，我自然只有听命的份儿；不过有一点我不能不先陈明，也就是说，请华公先答应我的一个要求。”
“呃！”赵文华问：“什么要求？”
“请华公从速移驾杭州。”
“这，这是为什么？”
“我接到报告，说为徐海不起的人很多，其中有些人跟徐海有生死相共的义气，恐怕会作出不利于华公的举动来。果真如此，我的责任担不起，杭州，我完全能够控制，可以负责保护华公。”
一听这话，赵文华脸色都急白了，“他们敢！”他色厉内荏地说：“我倒不信。”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胡宗宪说到这里，做出万般无奈的样子，顿一顿足，颓然长叹。这样的表情，越发惹起赵文华的惊疑。
看他的脸色，猜到他的心里，胡宗宪自喜得计。这一下对症发药，一定可以将他吓得让步。
哪知一念未毕，赵文华吼了起来：“你别吓我！汝贞，我告诉你，”他转为很严厉的态度，“我绝不放那两个贼酋，我也不到杭州。看他们其奈我何？”
胡宗宪与赵文华相识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他这么大一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高兴；却又不敢发作，因而脸色越发难看，一阵青、一阵红，好久都不能复常。
在这难堪的沉默中，赵文华当然要反省，自觉是太过份了些，便放缓脸色加以抚慰。
“汝贞，”他说，“不是我坚持己见，实在是于你我的前程，大有关系。昨天还接到东楼的信，说已有人做好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等着向皇上奏贺削其大难。你想，是这样子的期待，不弄得起漂亮亮的，行吗？”
“华公的意思我知道，无奈事情不容易。在桐乡的贼赃，如果一火而焚，只怕华公在各方面更不好jiāo代。”
“这，我也想到了。”赵文华答说，“目前对贼酋是采取软禁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们投鼠忌器；烧了贼赃，诸酋罪无可逭，必死无疑。我想，你不妨再其他们一起，叫他们写信回去，决不可轻举妄动！”
“这当然可以办到，而且一定有效。可是，能骗得几时呢？”“骗得一时是一时。”赵文华说，“蛇无头而不行，小喽罗虽众，容易收拾。我也不信他们之间会讲什么义气，敢来行刺！”
他越说，头仰得越高，到后来竟是无视于胡宗宪，一个人仰天在自说自话了。见此光景，胡宗宪知道多说无益，且先照他的话，将软禁在平湖的诸酋先安抚下来再说。
然而对阿狗如何jiāo代呢？胡宗宪坐在轿子里，不断在自问，直到快至府第，灵感突生，想到了一着险棋，定神细想了一会，觉得这步险棋，大可一走，但要非常小心。
回府立刻派人将阿狗找了来，在书房接见，“怎么办？”他一看到阿狗就顿足，“我什么话都说到了，哪知赵大人竟像吞了秤砣似地，铁了心了！”
接着，胡宗宪将赵文华jiāo涉的经过，细细说了给阿狗听，一再申述，赵文华不相信会有人敢向他行刺。不受恫吓，事情就难办了。
阿狗听罢，气愤忧急，不由得便问：“那么，徐海就这么不明不白做了冤鬼？”
“话不是这么说！我的本心你是知道的，只要有法子救他，我一定照办。我知道你也很有计谋，不妨仔细想一想。”说到这里，胡宗宪起身说道：“你就在这里坐一会，我批完几件要紧公事，马上回来。”
这番举动，过于突兀，使得阿狗简直无法揣测他的用意，所可断定的是，胡宗宪的举动，必有深意在内，该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就在他困惑迷茫之际，已走到书房门口的胡宗宪却又站住了脚，转身问道：“听说你读过书？”
“胡朝奉教我的。”阿狗答说，“识得几个字，不敢说读过书。”
“听你这两句谦虚的话，倒真是读过书的。”胡宗宪指着茶几说，“你不妨看看书、解解闷。”
举动言词越发诡异了。阿狗怔怔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发了一会呆，蓦然意会；三脚两步走到茶几前面，抓起那本书细看。
书是摊开着的，翻过来看封面，签条上题着：敕撰《太平广记》六个字。阿狗恍惚记得听胡元规谈过，宋朝有四部大书，每部都有几百上千卷，如果真是宋版而又完整无缺，是很值钱的东西。倘有人拿这些书来当，便是大客户上门，应该请到柜房里来议价。
然而《太平广记》是部什么书？阿狗却完全不知。翻到第一页看，只见印着分类总题，名为“豪侠”；再看摊开着的那一页，第一行是“卷一九五”；第二行是“红线：杨巨源撰”。
他看过戏文《红线传》，只记得红线是位飞檐走壁、来去无声的侠女，却不甚记得其中的情节。因而掩卷沉思，希望唤起回忆，谁知就在将书合拢的当儿，掉下来一张纸条，上写六字：“八月初九阅毕”；墨沈犹新，认得是胡宗宪的笔迹，再算一算日子，不由得大为惊奇——这天正是八月初九。
于是一连串的疑问和想像，在他心中浮铺，恍惚意会到，胡宗宪暗示他看的，正是这篇《红线传》——这篇小说中说：唐朝潞州节度使薛嵩，有个儿女亲家，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由于患了肺热症，想移镇河东。因而不顾姻亲的情分，召募勇士，打算吞并高慡的潞州，“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分。”
薛嵩的势力不敌田承嗣，得此信息，日夜忧闷，计无所出。他家有个青衣侍儿红线，善弹月琴，又通经史；薛嵩重用她执掌机密文书，号为“内记室”。此时见薛嵩好些日子寝食不安，叩问心事；薛嵩长叹一声，将田承嗣的yīn谋，细细告诉了她。
红线以为不足为忧。要求薛嵩准她到田承嗣驻节之地的魏城一行。往返七百里，不须十天半个月。初更启程，五更复命，只须大半夜的功夫。
薛嵩知道她是异人，姑且听她所为，果然五更将尽，“忽闻晓角冷风，一叶坠落”，红线从魏城回来了。
据红线说，她在午夜过后不久，便到了魏城，直入田承嗣的卧室，取了他枕头边的一个金盒归来。换句话说，胸前佩着“龙文匕首”的红线，是留下了田承嗣的一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