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嫚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嫚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的时候，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叫“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嫚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儿作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嫚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的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嫚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嫚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嫚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嫚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嫚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只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嫚，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嫚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痕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扇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到处是头发的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嫚，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嫚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很多，（上海话“痰”和“蛋”谐音），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橘子）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痰）。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胃气又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们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嫚。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嫚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嫚：“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嫚：“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嫚：“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嫚急得叫起来。
何小嫚：“哎，你出去gān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嫚：“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嫚：“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嫚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嫚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
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一定是晕的，不可以与之较真。当天晚上，小嫚摇摇晃晃地起chuáng，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装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嫚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嫚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装、穿服装。那两天何小嫚在高烧和退烧药bī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
“什么呀？”小郝说话了，她正在梳何小嫚那一头黏手的头发：“压根儿就忘了放碱！”
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何小嫚也跟着我们笑，有点儿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嫚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装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嫚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儿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成都当年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