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chuáng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运jiāo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