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是一种冒险_梁晓声【完结】(50)

2019-03-10  作者|标签:梁晓声

  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jiāo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jiāo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chūn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jiāo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

  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

  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jīng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jīng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qiáng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gān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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