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是牟取bào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象之一。
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了。
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其能载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jiāo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为什么”的必要性……
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现象，真可谓咄咄bī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它传递出的声音显然是刺耳的、尖厉的。而且是不样的。有时“深刻”针对麻木反而无可奈何，倒是扬颈一啸还起码能使人一体……
我的一切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留的小说，未免常使我自觉像“撒花仙子”……
而我的《浮城》使我像猫头鹰、乌鸦，其它种叫声惊耸的粟鸟。像道出可怖危害的巫婆。倘我的叫声真的不无一点儿警诫的意义，我则欣然于我是枭鸟，欣然于我是巫婆……
其实，细细想来，堂·吉诃德身上的可笑性，与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逊色得多……
谁自诩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推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这是另一回事。谁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谁在自己看来是怎样的人，这也是另一回事。两回事相一致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两回事相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远离了真实，而与虚伪接近……
不难发现，我们最通常的人生心态，往往游移在真实和虚伪之间……
归根结底，我们设法一生真实。有人对此深感沮丧又无可奈何；有人索性拥抱虚伪，逢场作戏，习以为常。于是社会的舞台上才有“情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的生命行将结束，曾为真实地活着而努力过的人，对其一生的遗憾，会比一生拥抱虚伪不放的人少一些……
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质上看是对不起自己。因为对于人自己的心灵而言，真实意昧着自由和自然，虚伪则意味着心灵对自由和自然的主动放弃……
当我们以正在说真话的样子说假话的时候，当我们摆出似乎虔诚的嘴脸逢场作戏的时候，当我们以不屑的腔调谈论责任感实则是企图以优雅的姿态逃避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熟操小痞子的语言pào制散播游戏人生的灰色“哲学”的时候，当我们因某些小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时候，当我们故作淡泊之状，谈佛、谈道、谈经、谈禅、谈老庄什么的时候——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一个个真如我们的先人同行们笔下的“小市民”——所现“小市民心态”种种，真是丑陋得很呢……
幽默并不就是调侃。
幽默更是一种教养。而调佩只不过是促狭。幽默更是一种需要“节约”运用的语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体现在这一点上。而调佩者一味儿调佩的时候，对语言是非常之铺张làng费的，所以人们往往反感地斥他们“耍贫嘴”。幽默一般不对他人具有伤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种柔性的“自卫”。幽默是化解人们之间心理冲撞的最好良方。而调佩之词若非针对自己，并且过分尖酸刻薄，其实就同攻汗与攻击没什么两样子。
一句幽默之语，更往往体现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体恤了。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则，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分什么高低尊卑——这乃是幽默的品格……穷人是贫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贫困恰恰是剩余价值的产物，正如富有是剩余价值的产物一样。当剩余价值造就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
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样也是自有其负面的。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困摆布的人。对中国而言，他们是比先富起来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国家不能替他们分招压力的那些地方和那些方面，将从他们中产生出对改革的怀疑、动摇，乃至积怨和愤愤不平。而他们恰恰又是曾对改革寄与最大希望的人。
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于文学，犹如人的左脸和右脸。理论上贬低其一或创作上割取其一，是半面脸的文学理论家或作家。文坛上一个时期内贬低文学的认识价值同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
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