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yīn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yīn暗了，yīn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jiāo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斥诸文章。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桥牌打的好，从国外打到中国，进而打进中南海的，据说挺有点儿魅力的女士写的。大至的内容是，批评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介，揭露yīn暗面儿太多了。照她看来，似乎也是煞风景的。并且她主张，应多登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有权威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写照的文章。让我们的人民了解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
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报刊也需要这样一些健康的花边点缀。这总比登一些胡编乱造的耸人听闻的伪纪实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对于我们国内新闻媒介揭露yīn暗面太多了的批评，我却不敢苟同。尽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于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断定她所言之“yīn暗面”是否包括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揭露的腐败现象在内。我以为腐败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凶险的yīn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该女士所言的“yīn暗面”里，则我想说，幸而我们的某些还对这国家对老百姓责任感未泯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都放弃了揭露的勇气和良知。否则，一方面是蔓延的腐败，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岂不是等于在主张，连良知也腐败了算吗？
据我所知，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几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十几位，生活质量总指标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后，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文盲，还有那么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是无可厚非的。这同样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亿五千多万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戴那么贵重的金链子，并不能显示国力的富qiáng。只能使娶不上媳妇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为之解释的人无法解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该，那是他们嫉妒，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问题。那么撇开这一层姑且不谈，仅就对我们中国人教育下一代的传统而论，也不会起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
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jīng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jian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gān脆失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