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
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jiāo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
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gān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人士的预见。
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chuī者替你怎么鼓chuī，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
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
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