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萌措手不及地擦桌上的红墨水，结果上衣也被染红了一片。
一名男同事推门进来：“小张，主编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张萌站起来，走进主编办公室。
戴眼镜的老主编一看就是一位正派人，显然刚才那些议论尽是些诽谤，他招呼张萌，指着椅子说：“坐……”
张萌坐下。
主编问：“喝茶不？”张萌摇头。
主编将一篇稿子递给她：“这篇稿子我看了，写得不错，我真认为写得不错。可是，近几期上不了啦，不是稿子本身有什么不妥，而是因为……你最近上稿挺多，有些同事心理不大平衡……所以嘛……怎么说呢，这叫‘间接侵略’……你上稿量多，岂不就等于侵略了别人么……不知我把意思说明白了没有？”
张萌说：“您说明白了……我懂了……”
主编说：“也许，你自己也听到了一些议论。如果真听到了呢，就姑妄听之吧。某些议论是免不了的，哪个单位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以自己的涵养对待吧。”
“我什么议论也没听到过。”张萌站了起来，“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回去改稿子去了。”
“别急，还没谈正题呐。”
张萌又坐下来。
主编吸烟，措词艰难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咱们报社有一位老同志……当然，当年并不老，很年轻，现在老了……”
电话响，主编接电话：“唔，对，是我，明白，明白，会照上级的指示办的。”
张萌猜测地望着他。
一五七
主编放下电话，问：“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张萌说：“咱们报社有一位老同志，当年并不老，现在老了。”“对，是说到这儿了。听我往下说，这位当年很年轻而现在老了的老同志，当年是被迫离开报社的。直说吧，是被开除出新闻界的，现在呢，证明当年那样做对人家是不公平的，是冤枉的，所以呢，应该给人家落实政策，恢复人家记者资格……快六十了，即使平反了，恢复了资格，也gān不了几年。但是咱们不能因此就不给人家落实政策了，对不对？”
张萌不解地看看主编，说：“对。”
“好，很好，我很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统一了认识，接下来需要统一认识的是——咱们报社，记者名额是有限的。实际情况是，超编的。我们总不能，名曰给人家落实政策，而实际上落实得并不彻底，让人家去gān别的，是不是？”
“是……”
“好，很好。我很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取得了共识。”
张萌似乎有点明白了。
主编接着说：“为了这件事儿呢，五分钟前，几位领导成员又碰了一次头儿，最后决定，从现在的记者中削减一位同志，空了名额，让给那位理应被落实政策的老同志。”
张萌抢在前边说：“您别说了，我没意见。”
主编看看她，抱歉地说：“小张，我很遗憾由我来对你说这件事……可是，刚才的电话就是落实政策办公室打来催问此事的。上边也有新的规定，记者，都要有文凭，几名工农兵学员，也要重新参加考试。对你太例外，对别人的思想工作就不好做呀！尽管我对你是很赏识的，也不甚在乎那些闲言碎语……”
张萌说：“我理解您的难处，您说，重新分配我gān什么呢？”
主编一脸征求意见的表情：“先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怎么样？比如，到报社印刷厂去当一阵排字工人……”
张萌说：“行。”
主编说：“当然，不一定非得从今天开始。”
张萌站起来说：“不，我希望今天就离开报社。”走到门口，她回头望着主编说：“李老师，我很感激您对我的培养。”
门外，她那名年轻的女同事偷听罢，飞快地跑回记者们的办公室。
张萌离开主编办公室，回到记者们的办公室，她的同事们正聚在一起听那个偷听者讲什么，一见她进来迅速散开，回到各自的座位。
张萌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收拾着属于自己的书和东西。
同事们一个个抬起头，窥视她，她在一片肃静中保持着尊严，她将书什么的装入几个大档案袋，用塑料绳捆起来，一男同事起身走向她：“你收拾别的，我帮你捆。”
其他同事也起身围了过来，张萌突然爆发地喊：“滚开！”
人人内愧，各自散开，归坐各自的座位，谁也无颜再看她。
张萌拎着、夹着、抱着一堆东西，离开了办公室。
她走下楼梯，走出楼，一司机追着她喊：“哎，张记者，主编吩咐我开车送你去。”
张萌仿佛没听见，头也不回匆匆走着，走到一棵树旁站住，她头抵着树，哭了。
王小嵩回到北京之后，给韩德宝写了一封长信：
德宝：你好！
我已回到北京多日，心情一直难以平复。你说过，我走的时候，你和振庆都要到火车站送我，可你们并没去。车开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人是那么古怪，我觉得人心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的三分之一仿佛被人有意地保留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将一瓶酒珍藏起来，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们还替自己保留着什么；它的另外三之一仿佛被人有意地抛向将来的日子里去了，为的是我们活到将来某个日子的时候，有什么能令我们感到满足的东西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获取；伴人生活在现实中的只是人心的三分之一而已。人常说活得很累，是因为事实上人很难用全部心思活在现在。人常对自己的现实不满，也许是因为已经过去了的某些事情，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仍在那儿发出呻吟和叹息，好像我们自己的三分之一的心灵，在过去的日子里向我们哭诉什么。我们多么想重新回到过去，去安慰别人也同时使我们自己获得安慰，并企图使已经过去的事情再重新发生一遍。不是按照它发生过的样子，而是按照人意愿中的样子。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够。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无可奈何。我觉得人的过去是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尽管我们已远离了过去，好比一个行止匆匆朝前奔的旅者，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家并没有料理好，我们总难免会一步三回头。
不知徐克有信给你没有？我没去过深圳，我也有些不明白，中国这么大，他为什么单单要去那个地方？在人地两生的南方，他究竟又能寻找到些什么机会呢？我很为他担着份儿心。不知振庆又找到工作没有？我很为他忧虑。不知你把我俩吵架的事告诉他没有？如果没告诉，就永远也不要让他知道吧。如果已经告诉了，那么你一定要替我向他解释。我回来后，细想想，不再生他的气了。当然也不再生你的气了。只是一想到郝梅，心情就感伤。仿佛她的不幸，是我自己也参与其中造成的。非常坦率地说，如果她真的早已死了，我会渐渐把她忘记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男人知道，他曾深深爱过的一个女人依然活着，在另外一座城市里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这个男人便会感到，他眼前的幸福美满仿佛成了不光彩的，成了生活对他的嘲弄。而且，我甚至感到惶恐——因为我心里有某种东西又活了过来，那便是对郝梅的爱。这爱注定了将折磨我的心灵，使我的心灵不得安宁。有几次我夜里醒来，几乎对我的妻子轻轻叫出“郝梅”这一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