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时也，正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之时，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本是道员，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曾贞gān的本职是训导，一县的学官，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战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国华，阵亡时的官职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谥，因为“一门忠义、深堪嘉尚”，特旨赐谥“愍烈”；此外湘军将领，除却李元度以外，几乎无不升官，曾国藩移驻安庆，日日开单办保案，忙得不可开jiāo。
对于军务政事，曾国藩当然亦有一番筹划。湘军的士气可用，纪律亦胜于原有的绿营，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按月发饷。“皇帝不差饿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敌不足、扰民有余。曾国藩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两江总督，不比专领一军的将官，只管打仗，粮饷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职责来说，吃了败仗，可以指名参劾失机之将，如果粮饷不能按时支应，就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不仅以克复城池为已足；还要维持安定，振兴市面，道路畅通，商旅不绝，方能使唯一粮饷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绝。
就为了这个缘故，王有龄奏请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他在奏折中对“左京堂”推崇备至，说他“体用普优，才识dòng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耻于屈居人下，如果“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便一定是督抚、将军都不能不尊敬的“钦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独断独行，可以发抒抱负，亦qiáng似为曾国藩“帮办军务”，所以颇有跃跃欲试之意。
无奈曾国藩不放他走，因为皖南一地刚刚稳定，而江西则大致已经肃清，非左宗棠着意整顿，不能确保饷源。
几经筹划，决定先调蒋益沣一军到皖南。蒋益沣字芗泉，也属于湘军系统，此时正在广西作战，此人湖南安福，少小为乡里无赖，他的部下军纪不好，但能打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有驾驭蒋益沣这种悍将的能力，所以已奏调，等他到达，接替一部分防务，再让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于规复苏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国藩亦耿耿于怀，但苦于无法抽调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及避难在上海租界上的江苏士绅，则亦如王有龄一样，苦苦乞援于安庆大营。但曾国藩始终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受无以为助。
第二章
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jiāo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gān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jiāo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jīng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chūn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chūn、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jīng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jīng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