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虽举其贤能，而特戾密陈，其露章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jiāo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huáng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huáng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事，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论，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惟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皱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京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qiáng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qiáng敌销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huáng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huáng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huáng彰健认为：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huáng彰健又说：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huáng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nüè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