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jiāo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huáng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huáng水qiáng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huáng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huáng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huáng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yīn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chūn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chūn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chūn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chūn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jiāo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yīn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láng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