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qiáng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jīng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7.当怀才不遇者遭遇bào发户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前几年抓住了某种人生机遇，当上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于是本人也成了一个令别人羡煞的人物——家庭富丽堂皇，豪华轿车代步，三天两头出国一次。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非“五星”级宾馆是不屑于住的。于是几乎在一切人前颐指气使，常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叹错过了某些人生机遇，满肚子的愤世不平。当然，他顶瞧不起的，是我那当上了董事长的同学，又瞧不起又羡煞。其实他很有心攀附于对方，可对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绝不会因此而给他什么好处。于是他心里只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实事求是地说，当了董事长的同学，确有许多“bào发者”的劣迹。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学，渐渐地便将收集他的种种劣迹，当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经的事。收集自然是为了宣扬，宣扬自然是为了搞臭对方。虽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并不能达到搞臭之目的，但讽之谤之，总是一种宣泄，总是一种快感，心理也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在这一时刻，都暂时变得公正了些。
几年来，一方在不断地发达，一方在不断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另一方却把对方的存在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似的，总盼着某一天看到对方彻底垮台……其实对方总有一天要垮台，乃是许许多多的人早已预见到了的。
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仓促促地逃亡国外了。其家人亲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阶下囚”，便是成了“网中人”。他那一个偌大的公司，当然也就垮得更彻底。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
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
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
嗫嗫嚅嚅，分明地有许多难言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
他吞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他妈的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
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们“撮一顿”。只要有人埋单，不管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是在什么街角旮旯的饭馆，不管相聚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同时，还可以骂骂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逃亡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偏要继续骂，听者觉得无聊，自己也觉得怪索然的。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说社会先前不公，皆因将他压根儿瞧不起的一个小子抬举成了什么董事长的话，社会不是已然彻底收回对那个小子的宠爱，很令他解恨地惩罚那个小子了么？倘要求社会也让他当上一位什么董事长才显得更公正的话，他又分明地没多少“硬性”理由可摆，说不出口。于是呢，诅咒失去了具体之目标，嫉恨失去了具体之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之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一个具体之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义的。现在他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觉得活得更无聊、更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无jīng打彩、更自卑、更颓废了……
同学们认为他这样子长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劝他应该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好什么，还能怎样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个人价值。可他，其实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于是呢，也便没有什么大的机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机遇又一次次被他眼睁睁地从自己身旁错过……
后来听说他病了，去医院检查了几次，没查出什么了不得的病，但又确实是在病着。有经常见到他的同学跟我说，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号的恹恹苟活的样子……
再后来我回哈尔滨市，众同学聚首，自然又见着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状态并不像某些同学说的那样糟。相反，他气色挺不错，情绪也很好，整个人的jīng神极为亢奋，酒量更见长了。
“他妈的，就那个王八蛋，他也配当局长？他哪点儿比我qiáng？你们说他哪点儿比我qiáng？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当副科长时，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儿！”
我悄悄问身旁的同学：“他这又骂谁呢？”
答曰：“咱们当年的同学中，有一个当上了局长……”
我暗想——原来他又找到了某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进而想，也许他肯定比我们大家都活得长，因为那么一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今天实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丧失，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导致的空虚也就不会太长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饭店里碰见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见我爱搭理不搭理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女秘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过不了多久，他准一个筋斗从局长的jiāo椅上栽下来，成为×××第二……”
他说得很激昂，很慷慨，颈上的额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溅……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qiáng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