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他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
舒婷的诗总体是温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几首气质庄严的诗，证明她不但是女诗人，还是时代思想的义不容辞的发言者、传播者。比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墙》《一代人的呼声》。
当年中国颇多具有广泛诗歌影响力的杰出的诗人——北岛、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顾城、杨炼等等，不一而足。
舒婷与他们齐名，正如李清照与她那个时代的男性诗词大家们并列。对于青年女性们的影响，她在他们之上。
重读舒婷的诗集，方悟为什么她的诗在当年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诗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天赋才华而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是可以变好的，只要大多数人们不放弃使自己的心灵首先美好起来的愿望。而这种相信，于她似乎是一种信仰。
舒婷的诗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
当年的中国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识女性，需要拥抱信仰——不论对爱情，还是对人生和国家。
我一直心怀敬意的两位作家大姐谌容和张洁，她们的文学作品在当年也都对文学读者中的女性影响巨大且深远。她们是具有极深刻的反思自觉和批判jīng神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当年唤起了中青年女性们关注国家前途的热忱也是不容置疑的。
两位男性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当年对中国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响也值得一提——一位是路遥，一位是张弦。
路遥《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读者们既同情又尊敬。巧珍当年是她们心目中的“圣女子”。而《平凡的世界》既不但是农村男青年们的“圣经”，也使许许多多农村女青年从中寻找到了并非高不可攀的jīng神热爱的偶像。
我认为我早已逝去的朋友张弦是一位被评论关注得很不够的作家，并且认为，当年没有几位男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作品那么唤起过中国女性的命运思索。比如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
俱往矣。
当年的青年女性，现在都已是老年女性了。
但当年的文化，化过了她们，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她们是中国最后一批保留了部分传统心性特征的女性。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因为当年的文化，一传播起人性美点来，即使自认为“现代”，根子上仍是传统的。只不过是一种松梆了的传统而已。我这样认为，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关于人的心性确需一些普世价值的滋养，那么以上几位诗人和作家，其实正是通过作品与读者jiāo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的。鲁彦舟的《天云山传奇》当年也堪称女性们的灵魂教科书。
当年是一个普遍的中国人寻找和重新界定、诠释普世价值的时代。
而2000年以后的文化，缺少的乃是传达普世价值的真挚和热忱。偶有呈现的作品，也每被文化泡沫所淹没。
故从总体上打量80后及90后，不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前者们仿佛早产儿，被时代锐利的剪刀以老谋深算的心理剪断了脐带——它原本连接着人文文化亦即普世价值的胎盘。而90后则根本是在另一时代的文化子宫里受孕的，这其后的文化子宫充满时尚文化、娱乐文化、嘻哈文化，总而言之是快餐文化的羊水。任何一对jīng子和卵子，都不太可能结合成基因非是快餐文化的胚胎。
快餐文化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习惯于以可口可乐解渴，血管里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
故结果如此——同为人类科技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新人与欧美国家的新人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与同属亚裔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诸国的新人相比较，也顿时就能感觉到极为不同来。即使与同属一宗的香港、台湾之新人相比较，还是会不消一日就会得出极为不同的印象。
我们的新人特中国特色，也可以说是具有“特别特”的新人特征。
一种“被文化”的新人特征。